唐代：自然论的拓展
在唐代，“自然”已成为普遍的审美意识。我们从唐人诗篇可以发现不少颂扬自然、反对雕饰的诗句。如李白在《古风二首》中写道：“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他赞美友人的诗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韦太守良宰》）。刘禹锡也有诗赞赏诗作的自然天成：“郢人斤斲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
在文学理论中引人注意的是皎然的自然论，因为他提出了新的见解。以往倡导自然者一般都鄙薄苦思。如齐梁之间的萧子显，自述其写作经验说：“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自序》，见《梁书·萧子显传》）又如唐代的李德裕，作《文箴》云：“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淡而无味。琢刻藻绘，弥不足贵。如彼璞玉，磨砻成器，奢者为之，错以金翠，美质既雕，良宝斯弃。”（见《文章论》）他们都反对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地去做文章，而强调凭借灵感，不思而得。皎然也注重自然：其《诗式》中列举“诗有六至”，便有“至丽而自然”。他继承了钟嵘的观点，不赞成拘忌声病、堆砌典故，在《诗议》中说：“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吾常所病也。”（《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而《诗式》中之“诗有五格”，则把“不用事”列为第一格。然而他并不把“自然”与杼轴之功对立起来。他非常重视“作用”，《诗式》专有《明作用》一节，称：“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时时抛针掷线，似断而复续。”“作用”约略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艺术构思，所谓壶中天地、抛针掷线正是形容作者的匠心构造。他一再讲到“作用”：“诗有四深”中有“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其评“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说：“其五言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二子，天予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辞义精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东汉之文体。”苏、李的诗是不讲究“作用”的，但从《十九首》始，五言诗进入成熟阶段，“作用之功”就显现出来了。然而“作用”并不妨碍“自然”，他颂扬其先人谢灵运的为文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诗式·文章宗旨》）那么“尚于作用”倒是达到“风流自然”的条件之一。因此，他没有否定苦思，在论及“取境”时还批驳了“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的说法：“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诗式·取境》）他认为，完成的作品毫无斧凿痕迹，令人看来仿佛“不思而得”，这就是“自然”，而在创作过程中却要经过苦心构思，至于灵感涌现，也决非无缘无故地“惚恍而来”，恰恰是“先积精思”的结果。《诗议》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固须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奥之思。夫希世之珠，必出骊龙之颔，况通幽含变之文哉？但贵成章以后，有其易貌，若不思而得也。”（《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又评论《古诗》和建安诗歌说：“《古诗》以讽兴为宗，直而不俗，丽而不朽，格高而词温，语近而意远，情浮于语，偶象则发，不以力制，故皆合于语而生自然。建安三祖、七子，五言始盛，风裁爽朗，莫之与京，然终伤用气使才，违于天真，虽忘从容，而露造迹。”（《文镜秘府论·论文意》）他奉《古诗》为自然的典范，而以为建安诗歌因“用气使才”，有逊自然，这样评价未免失之偏颇，但明白地显示了他的着眼点是在不露造迹。所以《诗式·诗有六至》中便有“至苦而无迹”，自然不在于不假思索，而在于苦思之后成品中不见痕迹。皎然的自然论发前人所未发，可谓蹊径独辟，确实道出了创作中的奥秘。
唐代文论家中推重自然者还有司空图，他的《二十四诗品》中就列有“自然”一品：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
。薄言情悟，悠悠天钧。
司空图笔下的“自然”是一种体道的境界，与大道同体，与造化同功，不须刻意追求，不假一丝人力，如同自然界的岁时转换，一切都是自然的，又都是美好的。“幽人空山”两句更渲染出恬淡悠远的情调。除《自然》之外，其他诸品也多涉及自然，如《雄浑》：“持之非强，来之无穷”；《精神》：“妙造自然，伊谁与裁？”《实境》：“遇之自天，泠然希音”。可见，“自然”实渗透于他的美学思想之中。司空图的自然论与皎然重在概括艺术实践的经验不同，是道家式的沉思玄想，从哲学的高度发现诗歌中的自然美。二人在虚和实两个方面丰富了文艺自然论。
颇有意思的是，矜奇尚怪的韩门弟子皇甫湜居然把“自然”与奇怪联系起来为自己的文学主张辩白，他说：
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答李生第一书》）
自然界的珍异之物都有不同寻常的声音状貌，并非有意追奇逐怪，而是自然形成的。因此，以自然为美和以怪奇为美就完全可以统一了。从皇甫湜的论证中反映出，“自然”作为审美标准的观念在唐代已是根深蒂固。
不仅是文学理论，在绘画和书法领域，自然论也大大昌盛起来，画论中标举“自然”最突出的是张彦远。他显然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如说：
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搨写》）
这是说，顾恺之的人物画能引导观赏者进入悟道的胜境，即所谓“妙悟自然”，用的全是庄子的语言。可见，绘画的这种作用，不仅限于山水画（如宗炳画山水以“澄怀观道”），而且也表现于人物画。顾恺之善画高人逸士，其《画云台山记》可以为证，此画虽已失传，但从记中所述亦能想见画中人物是可使人“凝神遐想”“物我两忘”的。但更引人注意的是，张彦远率先将“自然”用于艺术作品的品第。他说：他将画品分为“自然”“神”“妙”“精”“谨细”五等，前三等属上品，后二等属中品，等而下之，就不再称名。“自然”列为上品之上，是最高的品位。这在画品中，张彦远是开风气之先的。
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贯众妙，其间诠量，可有数百等，孰能周尽？（《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搨写》）
唐代的书论极其推重自然。如著名的孙过庭《书谱》说：“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规矩闲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把“自然”视为书法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