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平淡”为美的自然论
到了宋代，“自然”仍然是文坛时尚。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对比陶、谢高下，认为陶胜于谢，即以其自然：“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谢灵运的诗虽曾被南朝人誉为“初发芙蓉，自然可爱”，但在宋人看来，终究出于精工，与陶渊明之质朴自然相比，是远远弗及的。可见，“自然”是宋代文论家衡量诗文的首要的审美标准。以讲究法度著称、王若虚讥之为“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的黄庭坚也同样推崇“自然”，如其《与王观复书》中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虽然他强调理，与刘勰等人之强调情不同，但其尚自然则一。而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也就是自然地合于法度，因此重自然与重法度并不矛盾。宋代的理学家则从儒家的传统观点“有德者必有言”出发来论自然。如朱熹以为“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因此“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朱子语类》）。这种说法当然与文学家的自然论大异其趣。“从道中流出”者未必是好文章，如自己吹嘘“兴来如宿构，未始用雕琢”的邵雍就没有写出多少好诗，不过是押韵的经义讲章而已。但文学修养很深的朱熹，也还是提出了一些可取的见解，如其论《国风》的一段话：
凡言风者，皆民间歌谣。采诗者得之，而圣人因以为乐，以见风化流行，沦肌浃髓而发于声气者如此。其谓之“风”，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风之动物而成声耳。如《关雎》之诗，正是当时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胆肺肠，一时换了，自然不觉形于歌咏如此，故当作乐之时，列为篇首，以见一时之盛，为万世之法，尤是感人妙处。若云周公所作，即《国风》、《雅》、《颂》无一篇是出于民言，只与后世差官撰乐章相似，都无些子自然发见活底意思，亦何以致移风易俗之效耶？（《答潘恭叔》）
《国风》自然而然，发自肺腑，因而感人至深，从这个角度肯定民间歌谣的可贵是很有见地的，根据历史资料，我们可以作出大体无误的判断：以自然为审美理想已成为有宋一代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虽然具有不同思想观点的人对于自然的实质性理解可能存在不小的差别。
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人把“自然”和“平淡”联系在一起，以“平淡”为自然几乎可以说是两宋自然论的时代特色。随便举个例子，如张表臣的《珊瑚钩诗话》中说：
篇章以含蓄天成为上，破碎雕锼为下。如杨大年西昆体，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谓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淡为上，怪险蹶趋为下。如李长吉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谓施诸廊庙则骇矣。
他评诗用两条标准，一是“自然”，一是“平淡”，因此不仅刻意雕镂的西昆体应予排斥，就是被杜牧赞为“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贺集序》）的李贺歌诗亦不宜首肯，这就同以怪奇为自然的皇浦湜的论调针锋相对了。
“平淡”原是道家自然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老子》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三十五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六十三章》）；《庄子》说：“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刻意》）确是把“淡”作为道本体的品格。以至魏代的刘邵也承袭了这种思想，把儒家提倡的“中和”解为“平淡无味”：“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人物志·九征》）但这是对人物才性的政治伦理评价，不是审美评价。在文艺评论中，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从未以“平淡”为美。如钟嵘《诗品序》评玄言诗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是把淡而无味看作玄言诗的致命弱点。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称：“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淡思浓采，时洒文囿。”“淡思”是指玄理，但文辞仍须以“浓采”出之。相反地，自曹丕提出“诗赋欲丽”之后，“丽”已成为诗学所公认的审美标准。刘勰以“自然”来矫正浮艳文风，但并不否定“丽”，恰恰称颂“圣文雅丽”。钟嵘评诗极重文秀词丽，故列“举体华美”之陆机于上品，而抑平淡质直的陶潜于中品。至唐代皎然，则要求“至丽而自然”（《诗式·诗有六至》）又举“诗有七德（一作得）”，其三为“典丽”（《诗式·诗有七德》），并说：“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诗式·诗有二废》）。至于“淡”，《诗式》仅有一处提及，“诗有六迷”中有“以缓慢而为澹泞”（一本作“以缓漫而为冲淡”）；而在《评论》中批评“顷作古诗者”，“意熟语旧，但见诗皮，淡而无味”（《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可见，皎然也没有标举“淡”，甚至不欣赏“淡”。然而，晚唐司空图作《诗品》，显然已注意到“淡”的审美意义，不仅列有“冲淡”一品，而且多处提到“淡”，如“绮丽”：“浓尽必枯，淡者屡深”；“清奇”：“神出古异，澹不可收”；“典雅”：“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在“绮丽”“典雅”二品中也涉及“淡”，更值得思考，因为“雅”“丽”通常被认作“淡”的反面。看来司空图已奏响了宋人尚“淡”的先声。
宋代平淡美的首倡者是梅尧臣（圣俞），他把“平淡”作为自己所努力追求的美学风格：“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平淡”的诗境是很难达到的。欧阳修《六一诗话》中曾说：“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难。”梅尧臣还在《依韵和晏相公》中说：“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未圆熟，刺口剧菱芡。”可知“平淡”是要经过艰苦的磨炼才能进入的圆熟自然的境界。他心目中“平淡”的典范有二人，一是陶渊明：
诗本道性情，不须大厥声。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答中道小疾见寄》）
一是林逋（和靖）：
其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主乎静正，不主乎刺讥，然后知趣尚博远，寄适于诗尔。（《林和靖先生诗集序》）
梅尧臣所赞赏的“平淡”是一种内蕴深沉的美，他用橄榄作比：“欧阳最知我，初时且尚窒。比之为橄榄，回甘始称逆。”（《答宣阗司理》）“平淡”不是淡而无味，而是一种深远隽永的“味”，如宋人黄彻《
溪诗话》中说的“淡泊中味”：
（韩）愈《寄孟刑部联句》云：“美君知道腴，逸步谢天械。”或问：“道果有味乎？”余曰：“如介甫‘午鸡声不到禅林，柏子烟中静拥衾’，‘竹鸡呼我出华胥，起灭篝灯拥燎炉’，‘各据槁梧同不寐，偶然闻雨落阶除’，皆淡泊中味，非造此境，不能形容也。”
黄彻把“淡泊中味”说成“道腴”或道味，未必与梅尧臣的想法完全一致，但以为“淡泊中味”来自恬淡自然的意境，是同梅的审美情趣比较接近的。
苏轼继梅尧臣之后，把“平淡”的美学内涵阐发得更加透辟。其主要观点有二：一是“绚烂归于平淡”：
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周紫芝《竹坡诗话》引）
这是说，“平淡”并不是平庸苍白，而是经过了绚烂多彩而达到的纯熟的表现。这很符合《庄子》中所说的“雕琢复朴”（《应帝王》）或“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山木》）。苏轼在论书法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鼓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书唐氏六家书后》）
后人对此也有一些发挥，如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中说：
陶潜、谢朓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则陶、谢不足进矣。今之人多出拙易语，而自以为平淡，识者未尝不绝倒也。……平淡而到天然处，则善矣。
辨明了平淡既非雕琢，也不是拙易；有意追求平淡，误以拙易为平淡，只能制造出粗劣的作品，落为笑柄。从绚烂到平淡，是自然而然的，“平淡而到天然处”才是可贵的。这是就一个作家艺术功力的发展成长来讲的，“平淡”是极高的境界，“绚烂”或“组丽”是必经的阶段。
另一个观点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评韩柳诗》）
类似的意思也见于其他文章中，如《和陶诗序》称陶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书黄子思诗集后》称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是说，所要求的“平淡”（或曰“枯淡”“疏淡”）不是单纯的平淡，而是综合了丰腴、绮丽的平淡，所以是一种内蕴深厚的美。如果是“中边皆枯淡”，那就不足称道了。对此后人也有所阐释，如宋吴可《藏海诗话》中说：
凡装点者好在外，初读之似好，再三读之则无味。要当以意为主，辅之以华丽，则中边皆甜也。装点者外腴而中枯故也，或曰“秀而不实”。晚唐诗失之太巧，只务外华，而气弱格卑，流为词体耳。又子由（应为“子瞻”）叙陶诗“外枯中膏，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乃是叙意在内者也。
凡文章先华丽而后平淡，如四时之序，方春则华丽，夏则茂实，秋冬则收敛，若外枯而中膏者是也，盖华丽茂实已在其中矣。
他突出强调了诗文中的“意”（即思想），以为所谓“中膏”即指内含的深意，这表现了宋人“重意”的流行见识，未必合乎苏轼的原意，但其余的解释是能得苏说之精神的。“中边皆枯”和“外腴中枯”都不是优秀的作品，“中边皆甜”也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而“外枯而中膏”才是臻于炉火纯青的艺术。从平淡到绚烂，再到平淡，是正、反、合的辩证运动，最后的平淡超越了华美，又包孕了华美，犹如秋收冬藏是春华夏茂的归宿，形若平淡，而华丽茂实已在其中。把“平淡”看作是美的高层次的综合，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平淡”既为两宋的一代风尚，提倡者就不仅是梅、苏二家，如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也主张“平淡”。他的《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二云：
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
又见宋王正德《余师录》卷二载：
黄鲁直《与洪驹父书》云：“学诗功夫，以多读书贯穿，自当造平淡。可勤读董、贾、刘向诸文字。学作论议文字，更取苏明允文字读之。古文要气质浑厚，勿太雕琢。”
这两段话，一论诗，一论文，都要求“平淡”。他以多读前人作品为造“平淡”的途径，与苏轼的论调不大相合。但他把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视为不可企及，那么他意识中的“平淡”也是平与不平的高层次的综合。
还需提及的是，宋代的理学家也欣赏“平淡”。如朱熹反复申述文章要写得平易：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凭地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凭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朱子语类》卷一四〇）
他又赞扬所谓“无声色臭味”，那就是“淡”：
韦苏州诗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以其无声色臭味也。（《朱子语类》卷一四〇）
此道之传，无声色臭味之可娱，非若侈丽闳衍之辞，纵横捭阖之论，有以眩世俗之耳而蛊其心。（《答程允夫》）
但他论“平淡”却不是道家本体论的路子，而是基于儒家的心性修养之学，从下面这段话中可以看出：
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如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朱子语类》卷一四〇）
朱熹不主张用诗来宣泄情感，偶尔为之是可以的，但多作便是陷溺，因此平居无事，应以“平淡自摄”，即抑制自己的情欲以保持平静淡泊的心态，而等到人格净化以后，“真味发溢”，不得已而发为诗歌，才能写出真正的好诗。“平淡”作为一种人格理想是与理学之“灭人欲”的宗旨相合的。我们不妨参照周敦颐的乐论：
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优柔平中，德之盛也。（《周子通书》）
可见，理学家之尚平淡是同儒家的“中和”之教一脉相承的。音乐的风格是“淡”的，那么它的教化作用就能使人的“欲心”得以平息。“平淡”是“中和之质”的表现，刘邵已发明之，理学家也正是于此立论，以阐扬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