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和“意”
王夫之是强调“意”的。唐代杜牧早已提出：“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其后宋人论诗更重意。王夫之又重申了这个命题：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
把定一题、一人、一事、一物，于其上求形模，求比拟，求词采，求故实，如钝斧子劈栎柞，皮屑纷霏，何尝动得一丝纹理？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谢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剩语。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姜斋诗话》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可见，“意”在诗歌中是何等重要，“意”是诗的统帅、灵魂。这里，“意”是指诗中所蕴含寄托的深刻的思想、哲理，有了寓意诗中的形象、辞藻才获得了生命。“势”是意的艺术表现，“势”也是服从于“意”的，有了“意”才有“势”。王夫之如此张扬“意”的作用是针对诗歌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而发的。
然而，另一方面王夫之又竭力反对“以意为主”，这也说得很明白，如其评鲍照《拟行路难》云：
全以声情生色。宋人论诗以意为主，如此类直用意相标榜，则与村黄冠、盲女子所弹唱亦何异哉！（《古诗评选》卷一）
又评郭璞《游仙诗》云：
亦但此耳，乃生色动人……故知以意为主之说真腐儒也。诗言志，岂志即诗乎？（《古诗评选》卷四）
而且他还一再表示，好诗并非以意取胜。如其评张协《杂诗》说：
但以声光动人魂魄，若论其命意，亦何迥别？始知以意为佳诗者，犹赵括之恃兵法，成擒必矣。（《古诗评选》卷四）
又评高启《凉州词》说：
诗之深远广大，与夫舍旧趋新也，俱不在意。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以意为律绝句，而诗遂亡。如以意，则直以赞《易》陈《书》，无待诗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岂有入微翻新、人所不到之意哉？（《明诗评选》卷八）
这两种说法似乎是全然矛盾的，其实各有所指，王夫之之反对“以意为主”是针对以理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现象而发的。宋人开创了以理语入诗的风气，曾招致严羽的批评。诗是以声情形色动人的，不能只有意而没有声情形色。“诗言志”，但“言志”并不就是“诗”。如果单纯地表达意，那么采用《周易》或《书经》的文体就可以了，何必有诗？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好诗，不一定都有人所不到的新意，但不失其为佳作。王夫之把握了诗歌的艺术特征，因而激烈指斥“以意为主”，这也是正确的。
然而，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以意为主”是违背诗歌的创作规律的。主张“以意为主”便要求“先立意”。杜牧就说过：“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阛阓，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答庄充书》）但他说的是作文，而宋人则把这条原则推广到作诗。对此，明代的谢榛曾加以讥评：
诗有辞前意、辞后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浑而无迹。宋人必先命意，涉于理路，殊无思致。及读《世说》：“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王武子先得之矣。[5]
宋人谓作诗贵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岂先立许多意思而后措词哉？盖意随笔生，不假布置。
唐人或漫然成诗，自有含蓄托讽。此为辞前意，读者谓之有激而作，殊非作者意也。
诗有不立意造句，以兴为主，漫然成篇，此诗之入化也。（《四溟诗话》卷一）
谢榛指出，唐人的许多好诗都是“漫然成篇”“浑而无迹”，因而进入了化工的境界，宋人“贵先立意”，根本不懂得诗文的区别，以至“涉于理路，殊无思致”。王夫之也认为，诗的产生借于心和物的自然感发，情和景的自然遇合，考之历代的名篇佳句，都不是刻意雕琢，而是即目会心，自然吟成的。例如他赞赏斛律金的《敕勒歌》说：
寓目吟成，不知悲凉之何以生。诗歌之妙，原在取景遣韵，不在刻意也。（《古诗评选》卷一）
又说：
“池塘生春草”，“胡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皆心中目中与相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亦各视其所怀来而与景相迎者也。（《姜斋诗话》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采采芣苢”，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姜斋诗语》卷一《诗绎》）
文艺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中的自发性或无意识现象，并不是王夫之首先揭示的，从刘勰开始许多文论家都曾论及，但王夫之联系古人的作品和自己的体验确实作了深刻的阐发。对于“意”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他不是绝对地肯定或否定，如说“意在言先，亦在言后”，这与谢榛所谓“诗有辞前意、辞后意”相近似，即以为“意”的形成可以在成篇之前，也可以在成篇之后，或既在成篇之前，也在成篇之后，可能是意在笔先，也可以是笔到意随。犹如王武子说的“文生于情，情生于文”，意与言在诗歌构思中也呈现出复杂的交织状态，因此机械地规定“先立意”是不符合诗歌的创作规律的。王夫之论比兴时曾说“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诗绎》），“有意无意之间”，其实也可以用来说明诗歌的艺术构思的特征，既不是完全有意识的，也不是完全无意识的，而是意识和无意识的微妙结合。但在王夫之的理论中，更强调的是无意识的一面，因而他非常注意偶发性，如说：
“更喜年芳入睿才”与“诗成珠玉在挥毫”可称双绝。不知者以“入”字、“在”字为用字之巧，不知渠自顺手凑著。
对偶有极巧者，亦是偶然凑手，如“金吾”“玉漏”“寻常”“七十”之类[6]，初不以此碍于理趣。求巧则适足取笑而已。贾岛诗：“高人烧药罢，下马此林间。”以“下马”对“高人”，噫，是何言与！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岂以“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为出处邪？用意别，则悲愉之景原不相贷，出语时偶然凑合耳。必求出处，宋人之陋也。（《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一些历世传诵的名句，后人常夸其工巧，或觅其出处，实际上是“偶然凑手”，得来全不费功夫。由于王夫之充分认识到诗歌创作必须出于自然，而宋人的“以意为主”说提倡先立意然后将意演绎成诗，会引人误入歧途，当然要遭到王夫之的非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