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才御法

清初古文家侯方域说：

余少游倪文正公之门，得闻制艺绪论。公教余：为文，必先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然所谓驰骋纵横者，如海水天风，涣然相遭，薄吹荡，渺无涯际；日丽空而忽黯，龙近夜以一吟；耳凄兮目，性寂乎情移。文至此非独无才不尽，且欲舍吾才而无从者，此所以卒与法合，而非仅雕镂组练，极众人之炫耀为也。今夫雕镂以章金玉之观，组练以侈锦绣之华而已，若欲运刀尺于虚无之表，施机杼于縠纹之上，未有不力穷而巧尽者也。……自文正公殁，而天下失其宗，十年以来，后起之俊秀乃务求之繁淫怪诞，以示吾之才高而且博，而先民之规矩荡然无复存者矣。夫天下之真才，未有肯畔于法者，凡法之亡，由于其才之伪也。（《倪涵谷文序》，《壮悔堂文集》卷一）

侯方域转引倪文涵的见解，论述了“才”与“法”的关系。“才”指作者思维和表现的能力，是属于主体方面的因素。他主张先尽其才，“后轨于法”，首先要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纵横驰骋，无所拘碍，就像自然界各种变幻莫测的景象，惊心骇目，皆出于自然，这样写成的作品便能自然地合乎法度。他反对为了炫耀，而“雕镂组练”，追求工巧，以至损害了自然之美。但是他并非轻视法度，恰恰以为“先民之规矩”是不能随意毁弃的，背离法度就不是“天下之真才”，而是“才之伪”者。这种观点，有些文论家是不同意的。例如同时代的毛先舒便说：“诗须博洽，然必敛才就格，始可言诗。亡论词采，即情与气，亦弗可溢。胸贮几许，一往倾泻，无关才多，良由法少。”（《诗辩坻》卷一）他与侯方域正好相反，不赞成放纵才情，“一往倾泻”，而要求用法度来节制，所谓“敛才就格”也就是“敛才就法”。后来叶燮又针对“敛才就法”作了淋漓尽致的批驳：

吾见世有称人之才，而归美之曰：“能敛才就法。”斯言也，非能知才之所由然者也。夫才者，诸法之蕴隆发现处也。若有所敛而为就，则未敛未就以前之才，尚未有法也。其所为才，皆不从理、事、情而得，为拂道悖德之言，与才之义相背而驰者，尚得谓之才乎？夫于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纵其心思之氤氲磅礴，上下纵横，凡六合以内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为文辞，而至理存焉，万事准焉，深情托焉，是之谓有才。若欲其敛以就法，彼固掉臂游行于法中久矣，不知其所就者又何物也？必将曰：“所就者，乃一定不迁之规矩。”此千万庸众人皆可共趋之而由之，又何待于才之敛耶？故文章家止有以才御法而驱使之，决无就法而为法之所役，而犹欲诩其才者也。……（《原诗》内篇下）

叶燮也是运用分辨本末的方法来论证“才”与“法”关系的。他认为，合乎法度是“才”的表现，“才”是“法”的本源，因此，“敛才就法”这种提法便是本末颠倒，不合逻辑，“才”无非是高出于众人的认识能力和表达能力。叶燮提出理、事、情是构成诗文的三项要素，作者如能自由驰骋其心思，写成的文辞有“至理存焉，万事准焉，深情托焉”，那就是有“才”。至于有人说，所就之“法”乃是“一定不迁之规矩”，这种“死法”只有无才的庸众才会去遵循它。有才的文章家岂能敛而就之？因此，他指出，只应“以才御法”，“法”为“才”所驱使，而决不能“敛才就法”，“才”反为“法”所役。叶燮的“以才御法”说和侯方域的“先才后法”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以才御法”，便在理论上解决了“自然”与法度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