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养：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
古人还认为，作者的人格修养也决定着作品是否出于自然，这是制约自然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本来孔子早就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当然，这话不是针对文学创作说的，但后人往往由此联系到诗文写作。汉代儒者对孔子的遗训有所阐发。如扬雄《法言·吾子》中说：“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王充《论衡·书解》中说：“德弥盛者文弥缛”，“德高而文积”。不过，“有德者必有言”似乎并未为事实所证明，即以孔门弟子中德行最高的颜渊来讲，就未曾立言传世，而“有言者不必有德”在历史上倒是屡见不鲜的。以至魏代的曹丕慨叹，“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与吴质书》）。文人无行被视为世之通病。后来颜之推也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颜氏家训·文章》）。南北朝时期，刘勰作《文心雕龙》专设《程器》一篇，讨论文德问题。他也列举了文士之疵，但他是为文人鸣不平的，以为“古今将相，疵咎实多”，只是他们位崇势显，人家不敢议论罢了，“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于是恶名唯归无权无势的文人了。然而他并非不重文德，借用扬雄的说法，提出文人的标准应是“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同时代的萧统评论陶渊明，也极为推崇其高尚的品格，称扬他“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陶渊明集序》）。但其弟萧纲则以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干脆把修身与作文的要求区分开来，看作两码事了，这也反映了当时的风尚。到了唐代，文人的品德就受到格外的重视。裴行俭说：“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见《新唐书·裴行俭传》）李华说：“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明确了德先文后的主次关系。及至韩愈遂将君子的修养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他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馀。”又在《答李翊书》中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烨，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文章是内在人格的表现，有诸其中才能形于外，因此，“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烨”，立言应先修身，学文务须进德。韩愈提倡古文，以明道为旗帜，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由此可见，注重文德是古代的传统观念，尽管在不同的时代有强弱的变化，却并没有中断。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的文论中重新发扬“有德者必有言”的思想，于是人格修养便与文艺自然论相联系。首先作出全面论述的是文学家欧阳修，他在多篇文章中再三谈及这个问题。如在《答祖择之书》中说：
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
这是说，要从学习儒家经典入手，加强思想修养，使内心充实，写出的文章自然焕发光彩。又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说：
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今之学者或不然，不务深讲而笃信之，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夫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又其为辞不规模于前人，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他以古今之学者作对比：古之学者致力于义理的探究，见解深刻而信念坚定，由于内在的充实，发而为文章自然卓具异采；今之学者只是在言词上下功夫，不是模拟前人，便是迎合流俗，虽然很费力气，但由于内在的不足，缺少自己的主心骨，便很容易陷于枯竭。这段话的宗旨是在思想方面强调文人的修养。而从儒者的观点来看，思想修养也就是对孔孟之道的领会和把握，因此，欧阳修又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论断。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说：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扬雄）、仲淹（王通）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他把《六经》之作说成出于孔子之手，当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他的用意是以孔、孟、荀为范例说明儒家的古圣先贤，一生为推行其学说而四处奔波，没有多少时间用于著书，却成就了不朽的至文。他又以扬雄、王通为相反的典型，二人穷毕生的精力于著作，却不过是在形式上模袭圣人（扬雄作《法言》拟《论语》，作《太玄》拟《易》，王通作《文中子》拟《论语》）。由此证明“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如果只是着眼于学文，那就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欧阳修的观点，其渊源所自实即孔子所说的“有德者必有言”。
道充则文章自然臻于完美，这样的理论在宋代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曾巩在《答李
书》中说：“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他不赞成对方表示的“发愤而为词章”的志愿，认为学道的目的是修身、治国，发为文章是不得已，不应汲汲乎追求文辞。其意思也是说，由于道的充实，不得已而形诸文字，才能成为天下之至文。而对这种自然论鼓吹最力的是理学家。如程颐的语录中有云：
问：“出辞气，莫是于言语上用工夫否？”曰：“须是养乎中，自然言语顺理。今人熟底事，说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说得蹇涩。须是涵养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语，不妄发，此却可著力。”
问题是从曾子的一席话引出的。《论语·泰伯》载，曾子称“君子贵乎道者三”，其中之一便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由此看出曾子是很重视言语的。但程颐的回答却是“须是养乎中”，修养到家了，言语便自然顺理，因此不需要在言语上用工夫；至于“慎言语，不妄发”，他是肯定的，那也是属于修养。程颐又说：“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也。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遗书二十五》）这就把欧阳修的论述同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相衔接。但据此，他批评韩愈：“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遗书十八》）沿着这条思路推演，他便作出了“作文害道”的结论：“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遗书十八》）“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在两难选择中就只有抛弃“文”了。把“文”等同于“玩物”，也就是否定了“文”的价值，其实也否定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命题。理学家和文学家在这里分道扬镳了。当然，理学家并不都像程颐那样认为“作文害道”，但过分地强调“道充”或人格修养终究会走向反面，导致文学的“取消主义”，修养就不是决定文学创作能否自然的制约因素，而是取消文学的破坏因素了。这同欧阳修的原意是大相径庭的。
欧阳修论自然，在“道”之外还提到了“气”。他在《唐元结华岩铭》中评论唐代诗人元结说：
元结，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气力不足，故少遗韵。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诸其内而见于外者，必得于自然。颜子萧然卧于陋巷，人莫见其所为而名高万世，所谓得之自然也。
元结是曾为杜甫所推重的诗人，主张发挥诗歌的讽喻美刺作用，但欧阳修对他的文章评价不高，认为好奇而“气力不足”。接着说：“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诸其内而见于外者，必得于自然”。那么，元结就是未能“有诸其内”，“气力不足”亦即“充于中者不足”。但什么是“气力”，欧阳修语焉不详。我们参照宋代吕南公的说法：“古人之于文，知由道以充其气，充气然后资之言，以了其心，则其序文之体，自然尽善，而不在准仿。”（《与汪秘校论文书》）可知，“气”介于“道”和“言”（“文”）之间，道影响到言或文是经过了气这个中间环节。文章之能否“自然尽善”，决定于“道充”和“气充”。而气对于文的作用比道更为直接。根据孟子的“养气”说，“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气”可以理解为道德力量，而“养气”也就是人格修养了。苏辙的养气说便将孟子的养气说引入文学理论，说明了气与文的关系：
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文以气为主”是曹丕首先提出的，但苏辙所谓“文者，气之所形”，似与曹丕不同。因为曹丕所说的“气”纯系天赋，是不可以养而致的。苏辙所说的“气”源于《孟子》，是指一种道德力量或人格力量，而不是先天禀受的“体气”。而从他所举的司马迁的范例来看，养气的途径不限于师经学道，还要通过增广社会阅历，这就与欧阳修和理学家所奉行的人格修养不同。苏辙认为，“气充乎其中”，就会自然地“不自知”地表现于文辞。因此，汇总起来说，人格修养包括了学道和养气两个重要方面，“道充”和“气充”正是文章能达到自然境界的前提。南宋理学家魏了翁的一段话也许可以看作总结性的全面概括：
辞虽末技，然根于性，命于气，发于情，止于道，非无本者能之。且孔明之忠忱，元亮之静退，不以文辞自命也。若表若辞，肆笔脱口，无复雕绘之工，人谓可配《训》《诰》《雅》《颂》，此可强而能哉？（《杨少逸不欺集序》）
他认为文辞是“末”，那么其“本”也就是性、气、情、道四个因素。而诸葛亮的《出师表》、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之所以不求雕绘之工，却能达到可配经典的水平，就是由于二人品德的高尚。在儒者看来，性、气、情、道都是人格修养的内容。
古人常以道德与文章并提，而道德又制约着文章。这种“有德者必有言”的思想也影响到艺术领域。比如画论，就非常注重人格修养。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气韵非师》云：
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笔以下五法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尝试论之，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他说“气韵必在生和”，似乎委之于天赋，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气韵生动不是工巧琢磨所能达到，而是出于自然的。从下文来看，他认为气韵生动是由人品决定的，因此，“自古奇迹”多成于“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之手，这些画家无论在朝在野，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因而才有“高雅之情”寄寓画中，这正是气韵生动的先决条件。后来邓椿《画继》为画家作小传，就专门列出《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一卷。可见画论家是何等重视人格修养对于艺术创作的作用。郭熙《林泉高致·画意》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
人须养得胸中宽状，意思悦适，如所谓易直子谅，油然之心生，则人之啼笑情状，物之尖斜偃侧，自然列布于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
“易直子谅”语出《礼记·乐记》：“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韩诗外传》作‘慈良’）之心油然生矣。”孔颖达疏：“易谓和易，直谓正直，子谓子爱，谅谓诚信。”四者是人的美德。郭熙以为有了这样善良美好的心态，就自然能画好人情物貌。如此说来，则人格修养还关系到艺术技巧的高下了。
以上列举的都是宋代的文献资料，但不是说这种理论只限于宋代，后世共鸣者也不乏其人。如明代的董其昌论画就完全认同了郭若虚的观点，但又略加修正：
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笔以下五法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其然而然也。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画旨》）
他所补充的“学得”，也就是人格修养，包含了学问和阅历。达到“胸中脱去尘俗”的澄净境界，便自然能为山水传神。而清代的石涛则讲得更具体，他说：
愚者与俗同识。愚不蒙则智，俗不溅则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不达，不能不明。达则变，明则化，受事则无形，治形则无迹，运墨如己成，操笔如无为。尺幅管天地山川万物，而心淡若无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苦瓜和尚画语录·脱俗章》）
“受事则无形，治形则无迹，运墨如己成，操笔如无为”，就是艺术创作的“自然”化境；而去愚脱俗，即为人格修养的要求。只是他所说的“心淡若无”乃道家标置的“至人”品格，而非儒家树立的“圣人”标准罢了。清代程廷祚的文学自然论，则融合儒、道两家思想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在《复家鱼门论古文书》中说：
……天地雕刻众形，而咸出于无心；文之至者，体道而出，根心而生，不烦绳削而自合。……《易》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言道充而文见也，非强道以生文也。……孔子曰：“修辞立其诚”；又曰：“辞，达而已矣。”以“诚”为本，以“达”为用，盖圣人之论文尽于是矣。因文以见道，非诚也；有意而为之，非达也。不反其本，而惟文之求，于是体制繁兴，篇章盈溢，徒敝览者之精神，而无补于实用，亦奚以为！……古之有至德卓行者，多不以文自见，不得已而欲自见于文，其取精用宏，固自有术，而要之以进德修业为本原，以崇实黜浮为标准，以有关系发明为体要。理充者华采不为累，气盛者偶俪不为病，陈言不足去，新语不足撰，非格式所能拘，非世运所能限，在山满山，在谷满谷，则庶几乎由秦而前圣贤人之文矣。……
程廷祚是颜（元）李（王恭）学派的继承者。颜李学派崇尚实用，不同于空谈义理的理学家，也不同于偏重词章的古文家。他这段议论则是主要针对古文家而发的。首明天地刻雕众形出于无心，此语本于《庄子·天道》：“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文之至者”也效法天地，“体道而出，根心而生”，皆出于自然。以下引用《易·坤·文言》，而解释为“道充而文见”，“非强道以生文”；引用孔子的教导，而阐发为“因文以见道，非诚也，有意而为之，非达也”：都归结为“自然”之义。他认为，“古之有至德卓行者”，不得已而自见于文，完全是自然的；而古文家的“惟文之求”，屏斥偶俪，务去陈言，恰恰是违背自然的。虽然韩愈声言“文者必有诸其中”，欧阳修反复申述“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但程廷祚却指摘，“退之之张皇号叫，永叔之缠绵悲慨，皆内不足而求工好于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和他们的理论脱节的。因此，程廷祚更加强调地宣扬了“有德者必有言（文）”，并与道家的自然思想合而为一，也就更加突出地阐明了人格修养对于文学创作的决定作用。当然，他并没有与理学家合流，没有引出“作文害道”的结论，相反地对于风格形式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只要理充气盛，不妨华美，不妨骈俪，不避陈言，不逐新词，随意赋形，不拘一格，也贯彻了崇尚自然之旨。
“有德者必有言”，固然未可一概而论，但倡导重视作家的人格修养是有积极意义的，作品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显示了作者的人品，而弄虚作假的矫情之作也必定是不自然的，因此把人格修养论定为创作达到自然境界的制约因素，这样的观点是不容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