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最高的艺术品位
文艺批评中列品第、显优劣的风尚始于六朝，如梁代钟嵘《诗品》分上、中、下三品，庾肩吾《书品》在上、中、下之中再分上、中、下共列九品。这显然袭用了汉魏以来九品论人的方法[1]。其后此风长盛不衰，至唐代更立名目。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将画品分为“自然、神、妙、精、谨细”五等，“自然”居上品之上，是最高的品位（参见上编第二章第二节）。朱景玄（生卒年代无考，可能早于张彦远）《唐朝名画录》则采用张怀瓘（开元中人）《画品断》的名称，分为“神、妙、能”三品，而在三品之外又增“逸品”。他在《序》中说明：“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张怀瓘的《画断》已佚，不得其详，但他的《书断》尚存，确是把书法作品分为“神、妙、能”三品的。朱景玄列“逸品”于三品之外，意思是逸品“不拘常法”，故不能置于三品之下。后来宋朝的黄休复作《益州名画录》，将画品分四格，便把“逸格”擢升到“神、妙、能”三格之前。他对“逸格”的解释是：
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筒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
可见“逸格”就是张彦远所说的“自然”，置“逸格”于首位即恢复了张彦远推重自然的精神。这一顺序的变动至关重要，因此宋画家邓椿在其《画继》中特意指出：
自昔鉴赏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独唐朱景真撰《唐贤画录》，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后黄休复作《益州名画录》，乃以逸为先而以神、妙、能次之。景真虽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贤愚”，然逸之高，岂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复首推之为当也。至徽宗皇帝专尚法度，乃以神、逸、妙、能为次。（《杂说·论远》）
画品序次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美学观点的不同，邓椿是非常拥护黄休复的排列的，而宋徽宗赵佶则重新作了调整。后人对“逸品”是否应居首位屡有争议，也都因“自然”与“法度”的关系如何处理而引起，并牵涉到对“逸品”的理解，下面我们还会谈到。但不论看法有多大分歧，推尊“自然”在中国绘画史上始终是主流。
在书法品评中，唐代的书家李嗣真（武则天时人）是最早把“逸品”放到诸品之上的。他在《书后品》中分品为上、中、下，在上、中、下品之中再分上、中、下，共九品，而在上上品之前复列“逸品”。登“逸品”者仅四人，即张芝（章草）、钟繇（正书）、王羲之（三体及飞白）、王献之（草、行书、半草行书）。可知他是极其重视“逸品”的。他对“逸品”的诠解是：“偶合神交，自然冥契”，“神合契匠，冥运天矩”。那么“逸品”实即“自然”。张怀瓘《书断》虽然未列“逸品”，但他的书论诸作中反复强调“自然”。如评张芝、王羲之等几家书法，都称许其自然。评张芝说：“心手随变，窈冥而不知其所如”；“其草书《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合于自然”（《书断·神品》）；“创意物象，近于自然”（《文字论》）。又评王羲之说：“惟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丰神盖代。”（《书议》）而他以为钟、张胜过二王，也正在于更为自然：
夫钟、张心晤手后，动无虚发，不复修饰，有若生成，二王心手或违，因斯精巧，发叶敷华，多所默缀，是知钟、张得之于未萌之前，二王见之于已然之后。（《书断·评》）
钟、张的书法，心手相应，如同自然生成一般，二王的书法，则还需要修饰的功夫，由此见出高低。张怀瓘是书论家中推崇自然最力之一人。
文学评论，虽然没有“逸、神、妙、能”等标目，但在品第中，“自然”同样被放在最高的位置上。如宋代的姜夔列举诗有四种高妙：在这四种高妙中，姜夔无疑是认为“自然高妙”的品级最高。明代的谢榛就指出：“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四溟诗话》卷四）元代的刘将孙则提出“惟得于天者不可及”：“盖尝窃观于古今，斯文之作，惟得于天者不可及。得于天者，不矫厉而高，不浚凿而深，不斲削而奇，不锻炼而精。”（《须溪先生集序》）他对“得于天”的解释很像《庄子·刻意》中讲的“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意即“自然”。可见他把“自然”视为诗文最难达到的境界。
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白石道人诗说》）
诗文评中之尊奉“自然”为上品是如此，戏曲批评亦然。明凌濛初把曲分为“天籁”“地籁”“人籁”：
曲分三籁：其古质自然，行家本色者为“天”；其俊逸有思，时露质地者为“地”；若但粉饰藻绘，沿袭靡词者，虽名重词流，声传里耳，概谓之“人籁”而已。（《南音三籁凡例》）
“三籁”之说本于《庄子·齐物论》，他所说的“天籁”也是指“自然”。当然，“天籁”在戏曲作品中是第一等的。需要辨析的是某些曲品著作中也参照画品、书品标立了名目，如吕天成《曲品》中《旧传奇品》列“神、妙、能、具”四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列“妙、雅、逸、艳、能、具”六品，或未列“逸品”，或置“逸品”于较低的序次。这是否说明曲论中有贬低自然的倾向呢？看来不能简单地作出结论。在明代曲坛有本色派和文词派之争，本色派重自然，文词派重藻绘，而吕天成是取折中观点的，至于祁彪佳，从他的作品评论中看，是相当重视自然的。这里牵涉到对各种品目的理解问题，必须注意曲论家并不把“自然”专属于“逸品”。如祁彪佳将徐渭的《四声猿》归入“妙品”，而称赞其《女状元》说，“独文长奔逸不羁，不骫于法，亦不局于法”，这就是“自然”的境界。而王骥德对“神品”的阐释是：
其妙处，政不在声调之中而在句字之外，又须烟波渺漫，姿态横逸，揽之不得，挹之不尽。摹欢则令人神荡，写怨则令人断肠，不在快人，而在动人。此所谓“风神”，所谓“标韵”，所谓“动吾天机”。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方是绝技。（《曲律·论套数》）
又说：“北人尚馀天巧，今所流传《打枣竿》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学之，决不能入。盖北之《打枣竿》与吴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侠，或闺阃之秀，以无意得之，犹《诗》郑卫诸《风》，修《大雅》者反不能作也。”（《曲律·杂论上》）他把“神品”理解为“不知所以然而然”，“动吾天机”，是“天巧”，是“无意得之”，这就与“自然”无异。我们再回过头来联系到画论和书论：画论中如五代荆浩《笔法记》称“神、妙、奇、巧”，未及“逸品”。但他对“神”的界说是：“神者，亡（无）有所为，任运成象”。那么，“神”实即“自然”。又如书论中近代包世臣《艺舟双楫》列“神、妙、能、逸、佳”五品，但他把“神品”解为“平和简净，遒丽天成”，实与“自然”相合。可见，“神”和“逸”都是通向自然的。无怪乎明代的诗论家胡应麟要发出这样一段议论：
画家最重逸格，惟书家论亦然。昔人至品诸神、妙之上，乃以张颠、怀素、孙位、米芾辈当之，其能与钟、王、顾、陆并乎？虽谓书画无逸品可也。千古词场称逸者，吾于文得一人，曰庄周；于诗得一人，曰李白。知二子之为逸，则逸与神，信难优劣论矣。（《诗薮》外编卷四）
“逸”与“神”之所以难分优劣，就因为二者的内涵中都包含了“自然”。
除了品第之外，诗文评中比较作家的高下也往往以是否自然或自然的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举例言之，如清代的赵翼比较苏轼和黄庭坚的不同说：
北宋诗推苏、黄两家，盖才力雄厚，书卷繁富，实旗鼓相当，然其间亦自有优劣。东坡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故虽澜翻不穷，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山谷则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且坡使事处，随其意之所之，自有书卷供其驱驾，故无捃摭痕迹。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庀料为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此两家诗境之不同也。（《瓯北诗话》卷一一）
苏轼随心挥洒，自有波澜，从容使事，浑然无迹，黄庭坚则刻意求奇，矜心作态，劳于用典，时见斧凿，二人都有才力学问，但以“自然”的尺度来权衡，便优劣自显。又如刘熙载之比较苏轼和陆游，说：
东坡、放翁两家诗，皆有豪有旷。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东坡虽为诗，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艺概·诗概》）
苏轼之所以高于陆游，就因为无心做诗人，无心才能自然，有意做诗人就不免矫饰。以自然为准的评骘优劣还常用于陶（渊明）、谢（灵运）比较，杜（甫）、韩（愈）比较等等，足可证明把自然看作最高的艺术品位已为人所公认[2]。
据此，我们可以断言，“自然”作为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那么，这种审美意识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