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译述
民国时期的文人学者将莫里斯的诗歌与小说艺术作为英国文学艺术的一部分,或详或略地译介到了国内。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较为完整的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译作,其中一些作品在中国属于首次译介,译介者主要有鲁迅、李叔同、滕固、梁遇春、李唯建、田汉、林微音和屠岸等。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学界对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的评介与对其艺术与手工艺思想的述评情况相似,即粗略译介、印象式评价、译述多于研究。本节选择一部分重要文献,按出版时间列出,详见表3-1。
表3-1 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思想在民国时期的译述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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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所列举的文献中,1913年息霜(李叔同)所著《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图3-1)虽只是粗略提及莫里斯的诗歌艺术,但这可能是民国时期最早介绍莫里斯诗歌艺术的文献。滕固在《唯美派的文学》(1927)中关于莫里斯叙事抒情诗歌的论述,应该是民国时期关于莫里斯叙事抒情诗歌艺术的一次较全面、较深刻的讨论。梁遇春翻译的《有了爱就够了》《错误同丧失》(1931)可能是莫里斯叙事抒情诗歌在中国的最早翻译。屠岸翻译的《那日子要来了》(1946)可能是莫里斯革命诗歌在中国最早的完整翻译。鲁迅在《出了象牙之塔》(1925)中对《乌有乡消息》内容的部分译介,可能是莫里斯小说在中国的最早传播。田汉《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1929)中《乌有乡消息》的节译,可能是莫里斯小说在中国的最早节译。林微音翻译的《虚无乡消息》(1930),可能是莫里斯小说在中国最早的完整翻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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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原刊
息霜(李叔同)撰,载《白阳》(诞生号)1913年第1期
此外,莫逖(William Vaughn Moody,今译穆迪)、勒樊脱(Robert Moves Lovett,今译洛维特)著,柳无忌、曹鸿昭译的《英国文学史》中,对莫里斯的诗歌和小说、手工艺(图3-2)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是这一时期文学界在英国文学史叙述中介绍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较多的文献。如“威廉莫瑞斯：早期诗歌”介绍了莫里斯与罗塞蒂等拉斐尔前派画家接触之前,与画家伯恩-琼斯受到牛津运动的影响,醉心于中世纪的宗教建筑与文学,1856年出资创办《牛津与剑桥杂志》(The Oxford and Cambridge Magazine),发表自己及罗塞蒂等人的诗歌作品,1858年出版诗集《圭内维尔辩护》(The Defence of Guenevere and other Poems)(今译《为吉尼维亚辩护及其他》),1867年出版诗集《杰逊之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Jason),1870年出版的代表性诗歌作品长篇叙事诗集《地上乐园》(The Earthly Paradise),以及其与丁尼生的诗歌艺术区别等。在“莫瑞斯之经营实业——散文传奇”中,介绍了他起初为建筑师,继而改学绘画,后从事器具、墙纸及毛织品设计与监制,晚年致力于书籍装帧设计等艺术事业;指出莫里斯“常以中世纪的良工巧匠的精神从事工作,把工作的美观与忠实当做一种宗教。他的热忱、才艺及技巧,为‘家庭装饰史’划一新元;以后这种精神传播得日益广远,给大众美化了一般家庭的生活环境”,同时,他也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作为他的副产品)。他曾经说过：“假如一个人织着一幅织锦,而不能同时作出一首史诗来,他便是一个无用的家伙。”他创作诗歌,翻译荷马等人的作品,用极富诗意的散文写出许多传奇故事,叙述英国祖先在北欧的原始生活,把北欧的神话精神输入英国文学等,虽有矫揉造作的成分,但都极为生动、浪漫。在“他的社会主义”中,介绍了莫里斯“认为近代商业主义的基础是错误的,因此他一心一意加入那时正在抬头的社会主义运动”,撰写了“《虚无乡》(News From Nowhere)[1]和《约翰·保尔的梦境》(The Dream of John Ball)[2],都是企图想像出一个新的社会组织”;他“曾在工场与图样室里,费去其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以期把这个世界改造成一个更宜于居住的地方;他所得到的经验鼓舞着他,让他尽心竭力地指示出来人类社会生活的较高尚的基础”。该书也是莫里斯艺术与手工艺思想在民国时期传播的重要文献之一。
图3-2 吟游乐人(彩绘玻璃)
[英]威廉·莫里斯设计(1874)
1929年田汉译述出版的《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一书,第二部分“穆理斯的乌托邦”节译了《乌有乡消息》的梗概,这是对莫里斯这部小说内容的较全面的译介,同时也是其对中国影响的重要表现(将在下文详论)。但田汉译述该书主要是为了介绍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林微音翻译的《虚无乡消息》既是莫里斯小说艺术的代表作品,也是19世纪以来英国乃至西方文学史上的一部憧憬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优秀长篇空想小说,明确而具体地表达了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看成这方面的专题性译介文献。
在表3-1所列举的作者中,不乏深入评价莫里斯者。如关于莫里斯的诗歌艺术,滕固评价其为“唯美运动的灵魂”。梁遇春认为：“他的一心都向往中古时代,他的诗和罗赛谛一样地带着虹霓般的轻盈,是神仙国里歌音的回响。他的著作极多,最爱叙述中古的浪漫故事,那都现有一种梦也似的美丽光辉,他是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者,最反对近代的商业文明,努力于美化家庭屋内的装饰,他又是一位画家,他真可说是完全住在美的境界里。”[3]李唯建指出,莫里斯与罗塞蒂都“染有理想和仙园里传来的音乐”。
从译述目的看,虽然民国的译述者们期盼求新声于异邦,因而译介与借鉴包括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在内的西方优秀文化艺术,以期促进中国文化艺术变革与发展,但大部分人只是把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作为英国文学史的一部分简单译述,研究不深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的思想追求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化艺术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其次,上文中已论述,莫里斯的艺术与手工艺、诗歌与小说艺术和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密切联系的整体,前两者是建立在后者基础上的,即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艺术的或曰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他的革命性诗歌和小说艺术作品都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目的。尽管他被时人誉为拉斐尔前派的三大诗人之一,但与罗塞蒂、史文朋专注于诗歌、绘画艺术的自律性追求相比,莫里斯的诗歌与小说艺术更多地表达了他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的他律性。因此,在民国时期除滕固、梁遇春、林微音等少数人关注其诗歌与小说的唯美主义思想外,莫里斯的诗歌与小说艺术受到的追捧并不多。罗塞蒂、王尔德等人则备受当时国内文学与艺术界关注。据文献记载,1928年罗塞蒂百年诞辰之时,中国学界对其诗歌与绘画艺术的介绍与研究可谓盛极一时,滕固、徐志摩、邵洵美、闻一多、刘海粟等不少名家较集中地撰写了对罗塞蒂的纪念文章,一些杂志也设专号刊登其诗歌与绘画作品。如当年6月出版的《新月》第1卷第4号刊登了罗塞蒂的绘画作品《比阿特丽克斯》和刘海粟创作的两幅《罗刹蒂画像》,以及闻一多的纪念文章《先拉飞主义》;7月出版的《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2期辟有罗塞蒂研究专号,刊登了邵洵美撰写的文章《D.G.Rossetti(1828—1882)》、朱维基翻译的罗塞蒂的小说《手与灵魂》和张嘉铸撰写的文章《“坯胎”与罗瑟蒂》等;9月出版的《学衡》杂志第65期刊登了吴宓撰写的《英国大诗人兼画家罗色蒂诞生百年纪念》一文,以及张荫麟用七古体译介的罗塞蒂的24首《幸福女郎》(The Blessed Damozel)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