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唯美接受
民国时期学界对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思想的接受,主要表现为对其中的唯美主义风格与革命精神的接受。本节先论述前者,后者将在第五节展开讨论。
唯美主义(Aestheticism)或称唯美主义文艺运动,是19世纪后期以法国、英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进而波及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一种文艺思潮。据学者研究,唯美主义文艺思想早在古希腊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创造的“亚历山大里亚诗体”和古罗马晚期的诗歌中已初见端倪。近代西班牙的贡戈拉派和意大利的马里诺派在他们的诗歌中也表现出唯美主义思想。18世纪,哲学家康德提出了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审美无利害关系的命题,之后莱辛、歌德、席勒等人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探讨;至19世纪,法国作家、诗人格蒂耶明确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理论,并且得到了英国一些作家、画家、文艺理论家等的积极响应,唯美主义文艺运动在英国展开,并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两度达到高潮。[35]唯美主义与颓废主义、象征主义(早期)、“为艺术而艺术”运动和“世纪末”等文学现象“同出一源,是同一文学思潮在不同民族、不同阶段的变体”;事实上,“‘唯美’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概念,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还包含为艺术而生活以至于把生活艺术化的观念,因而它也表示一种特定的生活态度”。[36]英国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济慈、布莱克、罗塞蒂(图3-11)、史文朋、莫里斯、西蒙斯、王尔德、道生、约翰逊和比亚兹莱等。从19世纪至今的两个多世纪里,他们的唯美主义文艺思想和艺术作品,较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国。
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唯美主义文艺思想对中国文艺界的影响直接而显著。闻一多、徐志摩、邵洵美、卞之琳、滕固、梁遇春、李唯建、林微音、屠岸、鲁迅、叶灵凤等文学家、艺术家,先后不同程度地译介和研究了济慈、拜伦、罗塞蒂、史文朋、莫里斯、比亚兹莱等英国唯美主义代表人物及其诗歌、小说和绘画作品。如在新诗艺术创作方面,闻一多在《红烛》中高歌：“红烛啊!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红烛》既是中国的反帝爱国主义诗篇,也是中国唯美主义诗歌艺术的典型作品。特别是闻一多在《先拉飞主义》一文中明确承认他对罗塞蒂的诗歌与绘画“简直不能抵抗他那引诱”,承认“罗瑟蒂魔力”,其“作品里的那可歌可泣的神秘的诗意,谁不陶醉,谁不折服”?因此,有学者说：“闻一多全部的诗歌创作反映了他从美学思想到艺术手法再到诗体节奏韵律都受到了英诗的影响”,“在诗歌主题上,《洗衣歌》表现了与胡德《衬衫之歌》一样的人道主义精神,《李白之死》表现了阿诺德式的宇宙、人生和生死的哲理思考,《红豆篇》有勃朗宁夫人十四行诗的爱情境界,同时又有罗塞蒂爱情诗里的神秘主义色彩。”[37]
图3-11 白日梦(油画)
[英]但丁·迦百叶·罗塞蒂作(1880)
徐志摩的诗歌艺术创作与英国唯美主义诗歌艺术的密切关系毋庸置疑。他的诗歌《落叶小唱》中的落叶意象,明显受到了罗塞蒂《幸福的女郎》中“是秋天的落叶,一年啊,又将飞逝”,以及哈代《十一月之夜》中“一片树叶触着我的手,我想那便是你”等诗句的启发。[38]尤其是《再别康桥》中“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所表达的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不仅深得英国爱情诗歌之神韵,也深得英国自然诗歌之真谛。因此,朱自清说闻一多、徐志摩等“都深受英国影响,不但在实验英国诗体,艺术上也大半模仿近代英国诗”,表明了中国新诗“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39]徐志摩的挚友邵洵美也深受英国唯美主义文艺思想影响,在其诗歌作品中外国诗的踪迹随处可觅。他说：“外国诗的踪迹在我的字句里是随时可以寻得的。这个不是荣耀,也不是羞耻,这是必然的现象：一天到晚和他们在一起,你当然会沾染到一些他们的气息。我也曾故意地去模仿过他们的格律,但是我的态度不是迂腐的,我决不想介绍一个新桎梏,我是要发现一种新秩序。”[40]
有学者认为中国新诗艺术是受英国等西欧国家诗歌艺术的影响而兴起的。“排除掉一切外国的影响,中国的新诗就会像一副没有骨头的骷髅一样,简直什么都没有剩下了。即使是我们最有创见的新诗人,也都有那么一个或更多的外国偶像作为样板。一开始就是胡适博士,他从白朗宁(Browning)可能也从华兹华斯(Wordsworth)那里寻求到很多灵感”,“卞之琳的诗作虽然贵在创新,却仍然无法完全摆脱外国的影响”。[41]“贵族的市民出身的诗人徐志摩在康桥同当时的贵族化的英国市民社会融合在一起。他深受了英国的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印象主义文学的影响。同时,他更接受了英国的贵族层的浪漫诗人的熏陶”;在英国剑桥大学,“徐志摩发现了他的理想的糕粮。……他发现了他所心爱的诸作家。……而把主义放到济慈、渥兹渥斯[42]、卜雷克、拜轮[43]和半个雪诔[44]的上面,把注意更放在卢瑟谛[45]、哈代……的上面”。[46]
莫里斯算不上一位典型的英国唯美主义文学家,但他曾是拉斐尔前派的重要成员,其早期的诗歌艺术受罗塞蒂的影响很大,他的《地上乐园》等早期诗歌作品堪称拉斐尔前派的唯美主义理想的代表,因此在他早期的艺术思想中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唯美主义色彩。如滕固在《唯美派的文学》(图3-12)中说：“茉莉思[47]崇仰中世纪精神(Mediaevalism)的热烈,在先拉斐尔派的诸人中是最厉害的人。罗塞帝的中世纪精神,是富于南欧情趣的,而他的中世纪精神,是富于北欧情趣的”,“本来后期(第二幕面的)先拉斐尔派,通常称为‘唯美派’(Aesthetes)。Hueffer说：‘茉莉思是唯美运动的灵魂,罗塞帝是唯美运动的主脑’”。[48]在今天,也有不少人视莫里斯为“审美的改革家”,认为“他的理想是从艺术方面谋求社会的改造”,“莫里斯的生活美化思想和以改造社会为基调的艺术见解”对英国唯美主义运动产生过影响。[49]莫里斯反对机械化大生产,倡导复兴中世纪特别是哥特式艺术与手工艺(图3-13),提倡人人都能享受艺术与设计,在诗歌与小说中表达他的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即是一种对生活的信仰,表现了一种特定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所以,20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学界,滕固、梁遇春、李唯建、林微音等人对莫里斯诗歌与小说的艺术思想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图3-12 《唯美派的文学》封面
滕固著,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版
滕固对莫里斯诗歌艺术的唯美接受,从他1927年出版的《唯美派的文学》一书中可以明显看出。该书分为“近代唯美运动的先锋”“先拉斐尔派”“世纪末的享乐主义者”三大部分,分别论述了“勃莱克的艺术”“基茨的唯美诗歌”“先拉斐尔派的由来”“罗塞蒂的画与诗”“牛津的先拉斐尔派”“丕德的思想”“王尔德与比亚词侣”[50]和“西门司”等。在“先拉斐尔派”一节,滕固用较大篇幅介绍了莫里斯的诗歌艺术创作、先拉斐尔派的由来和《地上乐园》等作品的艺术特色。除上文提及的Hueffer的评价“茉莉思是唯美运动的灵魂”外,滕固还评价说：“在诗的一方面说起来,他是一个唯美主义(Aesthetieism)的诗人,我们是不容否认的”;他的诗歌集《地上乐园》,“这里‘哥帝格[51]之复活’的精神,尤其显现;一变当时诗风的面目。这一集诗中,有些诗幽深婉妙,入于神秘的梦幻的境地,而且很明显的受到Allan Poe的感化,使人觉得和法国恶魔派及神秘派、象征派的诗人同出于一个源流”。[52]滕固在书中还深入分析了莫里斯诗歌作品的内容和艺术特点。滕固于1920年留学日本东洋大学,主攻文学和艺术史,1929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美术史,1932年获得美术史学博士学位。因此,他受到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是必然的。实际上,他的这本《唯美派的文学》是较系统地研究英国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专著。他在自序中说：“本篇的发刊,不是宣传甚么主义;不过发表一些关于前世纪英国文学史中一个支流的小小的检察”,“我本身不是一个英国文学的专攻者,只是一个起码的爱好者。六年前在东京,和方曙先兄共读Walter Pater的论著,才启示了我对于英国近代文学的爱好。近来和邵洵美兄时时谈论先拉斐尔派的诗歌,使我不间断夙昔的爱好”。[53]但透过该书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深入研究,以及1923年滕固发表于《创造周刊》上的《诗画家Dante G.Rossetti》[54]等唯美主义诗歌与绘画评论文章,都能看出英国唯美主义文学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他对英国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积极接受心态。
图3-13 特洛伊的海伦(刺绣)
[英]威廉·莫里斯设计(1860)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梁遇春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其散文风格另辟蹊径,兼有中西方文化特色。梁遇春在短短26年的生命中留下了37篇小品文和二三十部译作,其中《英国小品文选》和《英国诗歌选》影响较大,备受读者欢迎。梁遇春译注的《英国诗歌选》出版于1931年,该书收录了莫里斯的《有了爱就够了》(Love is enough)[55]和《错误同丧失》(Error and loss)两首诗歌,可见其对莫里斯诗歌艺术的接受。此录两首诗的内容如下：
有了爱就够了[56]
有了爱就够了,
虽然宇宙是日渐消沉;
林中只有哀怨的声音,
虽然天空是太暗了,
朦胧的眼睛因此看不见下面
正在盛开的毛莨同雏菊,
虽然我们把小山看做影子,
将大海当做黑暗的怪物,
今日放下一层薄暮盖着了过去一切的事物,
然而他们的手不颤摇,
他们的足不会战栗;
空虚不会倦了,
恐惧不会变了,
爱人俩的唇眼。
错误同丧失[57]
有一晚我坐下流泪,
因为世界对我好像是一无好处;
那时恬静的秋天,
草场睡着,
雾中的小山梦着,
默默的森林好似在听我心境的凄凉;
我不晓得世界是伴我悲伤,
还是在这心酸的夜里讥笑我的浓愁。
从泪眼中我看到一位姑娘,
她踏着落叶缤纷的草上前来;
然后她站住,
悲哀得无光的双眸矜怜地望着我,
等到我的悲怀离我而去,
投到她的心里,
现在我是无泪地站住,
她在泪中问我以她寻找已久的人儿的消息,
她一向是无助地孤单找着。
我不晓得他(她),
她转身到黑林里去了,
我自己的悲哀留我在那儿,
黑夜杀死了白天;
自己又死在灰色的晨曦手上;
然后从森林来了叫喊的声音：
“呵,徒然地我去找你,呵,你是又甜又苦!
我所想见的你的双脚是踏在什么寂寞的国土里?”
我抬起头一瞧,
看哪,从林中来了个男人,
站着翘望我,
弄得我的眼泪因为害羞而干;
他喊道：“呵,伤心的人,
我走尽海角天涯所找得她到底是在那儿?
我爱她,她也爱我,
可是我们不能相会如有青山的无从相逢。”
说了这些他悲哀地走开,
我知道他们在黑夜里是碰到,
而错过了,
被这不真世界的盲目所盲,
这世界将爱情藏起,
使正义好像是罪过。
然后我既是怜惜他们快乐的失掉,
可是我也因为空空的希望而精神更见衰弱,
可是我更悲哀我的无人可找。
莫里斯这两首诗歌的创作年代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诗歌表达的内容看,莫里斯描写的是爱情。尽管后一首诗中的“被这不真世界的盲目所盲,这世界将爱情藏起,使正义好像是罪过”,能够见出莫里斯对其所处时代的“黑夜”的控诉之情,但这两首诗显然属于其早期叙事抒情诗歌。同时,两首诗中出现的“日渐消沉”“哀怨的声音”“朦胧的眼睛”“流泪”“恬静的秋天”“心境的凄凉”“心酸的夜里”“讥笑的浓愁”“眼泪因害羞而干”“寂寞的国土里”“无从相逢”等用词、格调与韵律等,足见莫里斯的唯美主义艺术思想追求。而梁遇春译注莫里斯的这两首诗,也可见其对莫里斯诗歌艺术的唯美接受。
李唯建对莫里斯诗歌艺术的唯美接受也有迹可循。其1934年出版的《英国近代诗歌选译》中收录了莫里斯的《一首对谁都未唱过的歌》(A song sung not to any man)。全诗内容如下：
一首对谁都未唱过的歌[58]
我知道一个小花园,
满长着百合,红蔷薇,
只要能够,从露的晨,
到露的晚我愿慢行,
同我行的只有一人。
园中虽则没有鸟鸣,
园中虽则没有房屋,
虽则苹果树上全无
果花,但愿她的身影
从青草上走向天神,
我仍能看见——这身影。
岸边来了一个低声,
这儿有两条美的河,
从远处的紫山发育,
直向澎湃的海流去;
蜂儿从未把山花吮,
没有船曾靠过这岸,
但这岸仍受碧浪震撼,
水声传来,不断流淌,
流淌到我呼求地方。
在我日夜呼求园地,
让一切的快乐飞扬,
它们曾使我意乱心忙,
不易寻得,得时慌张,
转眼希望幻梦一场;
我虽这般虚弱无力,
但仍能留一点勇气,
在死神凶狠的颚里,
想走近那快乐园田,
去寻那副难忘的脸：
一度看过,一度吻过,
在附近海涛的呼吼,
一度从我怀里抢走。
这首诗也是莫里斯早期的叙事抒情诗歌作品,充满了唯美主义的艺术情感。李唯建是当代著名诗人、翻译家,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期间他就酷爱拜伦、雪莱、布莱克和泰戈尔等人的浪漫主义诗歌。20世纪30年代寓居上海期间,李唯建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人过从甚密,并不断在《新月》《诗刊》《人间世》以及《金屋月刊》(图3-14)等刊物上发表新诗、译诗和译文。可以说,其诗歌创作和翻译亦受唯美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如其在《英国近代诗歌选译》“自序”中说：“选择诗人的标准,则自浪漫诗始祖苑茨华丝[59]起,直至现代桂冠诗人梅斯菲儿止,或为一代之大师,或为一派之正宗,共三十人,其他较不重要的,均未列入。”[60]事实上,李唯建选择的这三十位诗人,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诗人。而他不仅把莫里斯列为“一代之大师,或为一派之正宗”,还选译了莫里斯早期的叙事抒情诗歌,可见莫里斯的诗歌艺术对李唯建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
图3-14 《金屋月刊》1929年第1卷第5期
邵洵美、覃克标编辑,金屋书店印行
邵洵美与莫里斯诗歌艺术的关联,可以追溯到其留学英国时期。1923年,邵洵美赴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专攻英国文学,为了寻找古希腊著名诗人莎茀(Sappho)的诗歌而得知了英国著名诗人史文朋与拉斐尔前派的作家,他尤其被史文朋的诗歌艺术深深吸引。与此同时,他还结交了史文朋最好的朋友魏斯(T.J.Wise)。[61]因此,他说：“我的诗的行程也真奇怪,从莎茀发见了他的崇拜者史文朋,从史文朋认识了先拉斐尔派的一群。”[62]莫里斯不仅曾是拉斐尔前派的重要成员,而且与罗塞蒂(图3-15)、史文朋是好友,他们的诗歌艺术风格有诸多相近之处,而莫里斯早期的诗歌受罗塞蒂的影响较大。邵洵美“从史文朋认识了先拉斐尔派的一群”,其诗歌创作无疑也会受到莫里斯的影响。如他在1936年出版的《诗二十五首》“自序”中说,他当时认为金科玉律的诗论便是史文朋所说的“我不用格律来决定诗的形式,我用耳朵来决定”以及莫里斯所说的“我不相信有什么灵感,我只知道有技巧”。[63]
图3-15 天女斜倚在天国金栏杆上(油画)
[英]但丁·迦百叶·罗塞蒂作载《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