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田汉、林微音、黄嘉德翻译目的之比较
上文已述,鲁迅翻译《出了象牙之塔》一书,是将厨川白村对当时日本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的辛辣批评作为“一帖凉药”,揭露中国社会存在的“几多丑态和恶行”、虚假和高傲,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其翻译的革命目的显而易见。
田汉对《乌有乡消息》内容梗概的译述亦有着鲜明的革命目的。从田汉的文艺思想发展路径看,一方面,其早期的文艺思想受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广泛关注日本唯美主义艺术家佐藤春夫和松蒲一等人的文艺作品。如他在《田汉戏曲集·四集》“自序”中说：“当初期创造社时代我们都和许多日本的文学青年一样爱诵波德莱尔、爱伦·坡、魏尔伦一流的作品”,“受过一些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氏的影响”。[87]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文艺思想对田汉影响尤大,田汉不仅翻译了王尔德的代表作品《莎乐美》(图3-19),阅读了王尔德的大部分作品,甚至还把王尔德的自传性作品《狱中记》作为教妻子易漱瑜学习英文的教材。[88]但另一方面,田汉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具有了民主革命进步思想。1922年回国后,田汉与妻子创办《南国》半月刊。1927年,田汉与欧阳予倩、周信芳等举办艺术鱼龙会,成立南国社和南园艺术学院等,从事戏剧、电影等演出与研究,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田汉的文艺创作转向现实主义,他不仅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活动,而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武汉等地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等大量革命文艺作品,成为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田汉节译《乌有乡消息》的梗概,目的是鼓舞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站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他的译述重点是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书中的评价之语尤其能反映出他对莫里斯革命斗争精神的认同。尽管《乌有乡消息》亦追求唯美主义风格,田汉也评价其“文藻丰丽富于诗美”,但莫里斯在小说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货币体系、法庭、婚姻状况、监狱和阶级差别等的鞭笞,对人人共同劳动、按需分配等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的描写等,无不体现出高昂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对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深切向往。因此可以说,田汉翻译《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是为革命斗争服务。
图3-19 《莎乐美》封面
[英]王尔德著,田汉译(1923)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室藏
与鲁迅和田汉不同的是,林微音翻译该部小说是为了满足审美愉悦和宣扬唯美主义文艺思想。小说是一种以叙述故事、展示具体环境、塑造人物等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体裁,也是一种想象性的文学艺术,“主要通过想象,借助对人物、事件和环境的语言表达,呈现给读者一种相对可感的形象,并借助于读者的想象力来丰富、充实这一意向”;“小说在塑造文学意象时,总是带有语言艺术的特征,它不以视觉冲击人,而是借助语言唤起人的想象,通过对文学意象的充实和丰富来达到感知的效果”。[89]创作、翻译小说作品,首先要“呈现给读者一种相对可感的形象”,有助于人们的精神娱乐和审美享受,“唤起人的想象”,从而感知世界。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是一部描绘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乌托邦小说,其勾画的艺术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蓝图,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实现的,但作为小说艺术,作者塑造的来自乌有乡的“客人”、迪克、老哈蒙德等人物形象,所描绘的建筑物、环境、生产生活场景等,以问答方式组织文本,富有诗意的语言和平静如水的叙述方式,使该部小说具有了丰富的思想性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因此,林微音翻译这部小说,应该有着满足精神需求即审美愉悦的目的。
当然,林微音翻译《乌有乡消息》应该与他对唯美主义文学思想的推崇、“为艺术而人生”的唯美主义文学主张有很大的关联。林微音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海派作家、诗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他力倡“为艺术而人生”的唯美主义文学。[90]如他在《艺术即人生论》一文中说：“在新文学不必再在应付旧文学一方面用力的时期,新文学自己当形成了两大派别：一叫做为艺术而艺术;二,为人生而艺术。……两个派别似乎已不再明显地对立着。可是,现在所要说的,并不是那两派过去有过怎样的纠纷,却是创作艺术决不能只为艺术。创作艺术是为人生,却不一定像为人生而艺术派所说的为一般的人生,是为创作者自己的人生。是的,创作者的创作就是创作者的人生的一部分。”[91]他在这里要说的是对“为人生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文学的推崇。林微音对唯美主义文学的追求,从他对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小说《幽会》(1928)的节译中不难看出。爱伦·坡是19世纪美国作家、诗人,也是美国唯美主义文艺思想的提倡者。早在1850年,爱伦·坡就在《诗的原理》中阐述了他的唯美主义文艺思想：“文字的诗可以简单界说为美的有韵律的创造。……一首诗就是一首诗,此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了。——这一首诗完全是为了诗而写诗的。”[92]林微音节译的是《幽会》中描写女性小巧、裸露、红唇、含泪等部分内容[93],足见他对爱伦·坡唯美主义文学思想的推崇。林微音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白蔷薇》(1929)和长篇小说《花厅夫人》(1934),这两部作品鲜明体现了其唯美主义文学主张。如在《白蔷薇》中,男女主人公稚茜和一民观看并讨论由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戏剧《莎乐美》改编的电影,作者有如下描述：“莎乐美的剧本稚茜是尝看过的。她很想看它上舞台,但是总没有机会,所以现在能看到银幕中的它也很喜悦,更其在听到了一民的一篇关于Nazimova的话后。新闻片映过后,莎乐美上了场。稚茜很静心地,很仔细地观着。如在映新闻片时的和一民的低低的交谈也被中止了。她觉得莎乐美确是伟大。她不顾一切地爱着,甚至不惜牺牲了她的被爱者的生命来成就她的一吻。”实际上,这是林微音借助男女主人公观看《莎乐美》电影来表达自己的唯美主义思想情愫。[94]《花厅夫人》讲述的是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孙雪菲爱上了文学教授钟贻成,并在他的诱导下最终成为“花厅夫人”的故事。该部小说“与描写十里洋场红男绿女的一般海派小说并无根本区别,所不同的是林微音给这样一个稀松平常的故事添上了一层唯美的享乐主义油彩,使它显得较为精致和时髦罢了。如果同传统的艳情小说相比较,更能看出其中‘现代’的唯美色彩”[95]。
莫里斯的诗歌和小说艺术中的唯美主义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就《乌有乡消息》而言,抛开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以及其中蕴含的革命精神,莫里斯在作品中描述的诸如清澈的河流、漂亮的船艇、古老的教堂建筑、宁静的村庄、幽静的田野小径、缤纷的花园、朴实但雕刻精巧的家具、装饰讲究的房间、穿着华丽的妇女、漂亮文雅的姑娘、流露高贵表情的人们等艺术化的生活场景、生活方式和人物形象,实际上是其追求“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唯美主义艺术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与林微音提倡“为艺术而人生”的唯美主义文学思想应该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或者可以这样说,林微音翻译《乌有乡消息》并不像鲁迅和田汉那样有着明确的革命目的,而更多的是出于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关注与认同。
黄嘉德的翻译(图3-20)与林微音的翻译相同之处在于,二人都有着审美愉悦目的。如上所述,《乌有乡消息》以来自乌有乡的“客人”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谈所感为轴线展开叙述,勾画出了美好的、艺术化的人物与生活场景,充满了思想魅力与艺术魅力。作为审美客体,该小说有助于读者提高审美水平、陶冶情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对苏联、东欧、英美等国家和地区的文艺作品的翻译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局面,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翻译活动逐渐减少。“文革”时期,外国文艺作品遭到排斥与抵制,革命化、样板化的文化艺术占据绝对地位,不仅使人们产生审美疲劳,而且导致文化贫乏。因此,“文革”结束后,积极译介国外优秀文艺作品,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审美水平,促进文化艺术的发展等,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之一。文学界、翻译界、出版界等为了让读者欣赏到国外优秀的诗歌、小说等作品,使外国“名作的艺术魅力在我国语言里再现出来”,积极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翻译出版的、长期没有再版再印的和从来没有翻译的或翻译不完整的作品,以及各个时代、各个流派有代表性的、优秀的外国诗歌、小说等艺术作品,或翻译、再译、选译、选集、合集,或出版、再版、重印等,以飨读者。因此,黄嘉德翻译《乌有乡消息》即是在—背景下的行为,有着鲜明的审美愉悦目的,同时也是时代的需要。
图3-20 《乌有乡消息(附：〈梦见约翰·鲍尔〉)》封面
[英]威廉·莫里斯著(1891),黄嘉德、包玉珂译(1981)
但是,黄嘉德的翻译折射出了“文革”的影响,这是他与鲁迅、田汉、林微音翻译行为的不同之处。如他在《威廉·莫里斯和他的〈乌有乡消息〉》一文中,一方面肯定了莫里斯积极的思想和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也评价说：“莫里斯还不懂得怎样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大罢工和武装革命,还不了解工人阶级政党和领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起的重大作用”,“他在这部小说里,没有能够塑造工人阶级的正面人物形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无法通过具体英雄人物形象的突出刻画来更集中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斗争生活”。[96]说莫里斯不懂得怎样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大罢工和武装革命,不懂得工人阶级政党和领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起的重大作用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尽管莫里斯积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宣传、鼓动和参与工人阶级罢工等,但他不是一位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他所宣扬和期盼的,是艺术的或者说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莫里斯是一位艺术至上之人,虽然他也研究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学说,但并未依此去勾画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是通过他自己的艺术想象去描述。)但说莫里斯在小说中未能塑造工人阶级的正面人物形象,不能通过具体英雄人物形象的刻画来集中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斗争生活,这显然受到了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三突出”观念的影响。文艺创作“三突出”即在人物形象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形象、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形象。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革命化、样板化的文艺思想余波并没有在短时间消退,因此黄嘉德带有“文革”烙印的评价也是时代的产物。
【注释】
[1]今学界也译作《乌有乡消息》等。
[2]今学界也译作《约翰·保尔的梦想》等。
[3]梁遇春：《英国诗歌选》,北新书局1931年版。
[4]今学界也译作《约翰·保尔的梦想》等。
[5]田汉：《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东南书店1929年版,第16页。
[6][英]威廉·莫里斯：《约翰·保尔的梦想》,苏公隽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7][英]威廉·莫里斯：《一个国王的教训》,苏公隽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8][英]威廉·莫里斯：《一个国王的教训》,苏公隽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100页。
[9][苏联]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戴镏龄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03—517页。
[10]该书出版于1979年,因作者的译介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故置于此一并讨论。该书第八章“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文学”第四节“英国文学”中,作者较简略地叙述了莫里斯早期诗歌主要取材于古代和中古故事,19世纪70年代莫里斯发表了以北欧古代传说为题材的史诗和抒情诗,其中最重要的是1876年的《佛尔松族的西古尔德》;认为这些作品都“表现了诗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企图从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学艺术中寻找美好的理想”。该书写道：“莫里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奴役使劳动者的智慧和艺术才能受到摧残,要使艺术得到真正繁荣,必须把劳动变成一件创作美丽事物的乐事。他举办了一个手工艺工场,生产日常生活所需的实用美术品。”该书还叙述了莫里斯一生中的几次重要活动,如在19世纪80年代参加社会主义活动;1884年与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组织了“社会主义同盟”;1887年参加伦敦工人游行示威,目睹了英国政府对游行群众的血腥镇压,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没有任何妥协可言,英国人民要争取美好的未来,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地与统治者展开斗争;莫里斯在工人阶级运动的启发下创作了《社会主义者之歌》;等等。莫里斯的小说《梦见约翰·保尔》和《乌有乡消息》的基本内容在该书中亦有介绍。
[11]今学界也译作《希望的香客》等。
[12]杨周翰、吴达元、赵梦蕤：《欧洲文学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93—295页。
[13]兰州大学图书馆：《文艺资料索引》(第一辑：1949—1954),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4]孙致礼：《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1949—2008》,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526页。
[15]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界对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的译介与研究都还体现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性。如1981年黄嘉德、包玉珂分别翻译的《乌有乡消息》和《梦见约翰·鲍尔》,1983年秦水翻译的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英国文学史：1870—1955》(上)等,对莫里斯的诗歌与小说艺术思想的译介与研究,仍然突出了莫里斯的革命斗争性,体现出鲜明的政治评判性,即不是主要以审美愉悦与学术研究为目的。特别是后者,1958年由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编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对英国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包括莫里斯在内的众多文学家进行了选择性的梳理与评论,目的是促进和维护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稳定、推动文学艺术发展。所以,该书编者用相当大的篇幅来评论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思想,处处表露出莫里斯“逐渐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反人民性”,“莫里斯的社会主义纲领越明确,他跟资本主义唯美主义者和空想的浪漫主义者就越清楚地划清了界限”,莫里斯诗歌“在艺术革新和思想革新方面都是优秀的作品,标志着英国民主诗歌发展的新阶段的开端”,以及“莫里斯所固有的把中世纪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相当理想化的主观主义倾向……部分地表现出拉斐尔前派美学的残余影响”,等等。(参见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英国文学史：1870—1955》(上),秦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这些话语都反映出编者和译者对莫里斯艺术思想的介绍与评论,侧重展现其革命斗争精神,有着较强的政治色彩。
[16]孙凤城：《步履维艰的行程——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情况介绍》,《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4期。
[17]《狼族传说》(1890)是莫里斯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后轰动英国。
[18]殷企平：《乌有乡的客人——解读〈来自乌有乡的消息〉》,《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
[19]殷企平：《莫里斯逃避现实了吗?》,《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0]殷企平：《艺术地生活：莫里斯的文化观》,《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1]张金凤：《爱恨纠缠的机器情结——19世纪西方对技术的追问与乌托邦小说》,《外国文学》2013年第2期。
[22]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英国文学史：1870—1955》(上),秦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424页。
[23]飞白：《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259页。
[24]飞白：《略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
[25]王佐良：《英诗的境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07—217页。
[26]殷企平：《乌有乡的客人——解读〈来自乌有乡的消息〉》,《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
[27]殷企平：《莫里斯逃避现实了吗?》,《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8]殷企平：《艺术地生活：莫里斯的文化观》,《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9]周小仪：《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介绍、研究与影响》,《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0期。
[30][英]威廉·莫瑞斯：《不可不读的狼族传说》,搜奇研究中心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31][英]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附：〈梦见约翰·鲍尔〉)》,黄嘉德、包玉珂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13页。
[32]王佐良：《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36—454页。
[33]常耀信：《英国文学通史》(第二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379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182页。
[35]赵澧、徐京安：《唯美主义》(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36]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37]龙泉明等：《跨文化的传播与接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221页。
[38]龙泉明等：《跨文化的传播与接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224页。
[39]朱自清：《诗集》(导言),收入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版,第7、1页。
[40]邵洵美：《诗二十五首》(自序),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2—3页。
[41]林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42]今学界也译作华兹华斯等。
[43]今学界也译作拜伦等。
[44]今学界也译作雪莱等。
[45]今学界也译作罗塞蒂等。
[46]穆木天：《徐志摩论》,收入《近代创作选集(六)：散文与小说》,复兴出版社1947年版,第5页。
[47]今学界也译作莫里斯等。
[48]滕固：《唯美派的文学》,光华书局1927年版,第88页。
[49]赵灃、徐京安：《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50]比亚词侣今译比亚兹莱等。
[51]今学界也译作哥特式等。
[52]滕固：《唯美派的文学》,光华书局1927年版,第81—92页。
[53]滕固：《唯美派的文学》(自引),光华书局1927年版。
[54]滕固：《诗画家Dante G.Rossetti》,《创造周刊》1923年12月25日第29号。
[55]这首诗梁遇春没有给出中文题名,笔者按照该诗的第一句给出题名《有了爱就够了》,以便读者理解。
[56]梁遇春：《英国诗选》,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263—265页。这首诗可能是的节译,待考。
[57]梁遇春：《英国诗选》,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262—267页。
[58]李唯建：《英国近代诗歌选译》,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04—106页。
[59]今学界也译作华兹华斯等。
[60]李唯建：《英国近代诗歌选译》(自序),中华书局1934年版。
[61]林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页。
[62]邵洵美：《诗二十五首》(自序),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7页。
[63]邵洵美：《诗二十五首》(自序),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8页。
[64]今学界也译作《乌有乡消息》等。
[65][日]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北新书局1925年版,第214—216页。
[66][日]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北新书局1925年版,第253—254页。
[67]屠岸：《英国历代诗歌选》(下),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204页。
[68]张望：《鲁迅论美术》,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版,第77、251页。
[69][日]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北新书局1925年版。
[70][日]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北新书局1925年版,第219、248页。
[71][日]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译,北新书局1925年版。
[72]1923年,屠岸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曾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大学后期加入秘密的读书会,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73]屠岸口述,何启智、李晋西编撰：《生正逢时：屠岸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5页。
[74]屠岸口述,何启智、李晋西编撰：《生正逢时：屠岸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6页。
[75]韦泱：《〈野火〉春风漾诗意——对民国年间一个民间诗歌社团的考察综述》,《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12月31日。
[76]韦泱：《〈野火〉春风漾诗意——对民国年间一个民间诗歌社团的考察综述》,《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12月31日。
[77]屠岸译介的《那日子要来了》,2007年又收录在他选译的《英国历代诗歌选》一书中,当然,这是出于审美目的而选录的,下文将具体论述。
[78]本节内容已发表,参见郑立君：《〈乌有乡消息〉在中国的审美译介》,《美育学刊》2016年第6期。
[79][日]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北新书局1925年版,第201、210—211页。英文部分翻译：“报酬是很丰富的,”他说,“是创造的报酬,正像人们以前所说的那样,这是上帝给的报酬。如果你有了工作快乐——这是工作优良的意义,还继续要求报酬的话,那么,接下来将会是有人生了孩子也要开出一份要求报酬的账单了。”(作者译)
[80]田汉：《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东南书店1929年版,第27—45页。
[81]田汉：《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东南书店1929年版,第45页。
[82][英]威廉·莫理斯：《虚无乡消息》,林微音译,水沫书店1930年版。
[83]黄嘉德根据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英文版News From Nowhere翻译。
[84][英]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附：〈梦见约翰·鲍尔〉)》,黄嘉德、包玉珂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85][英]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附：〈梦见约翰·鲍尔〉)》(出版说明),黄嘉德、包玉珂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86][英]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附：〈梦见约翰·鲍尔〉)》(出版说明),黄嘉德、包玉珂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5—124页;[英]威廉·莫理斯：《虚无乡消息》,林微音译,水沫书店1930年版,第165—177页。
[87]田汉：《一个未完成的银色的梦——〈到民间去〉》,收入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88]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106页。
[89]林少雄：《新编艺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90]林微音笔名陈代,1899年出生于江苏苏州,先后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白蔷薇》(1929)、《舞》(1931)、《西泠的黄昏》(1933)、《花厅夫人》(1934)和《散文七辑》(1937)等,其中《花厅夫人》被视为海派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林微音是有些才气的海派作家,积极提倡唯美主义文学,但他生活自甘沉沦,一度染上了鸦片,“所幸,上海沦陷时期的林微音尚懂得守持大节,不至于沦为国人的不齿”(参见陈学勇：《浅酌书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982年去世。
[91]林微音：《艺术即人生论》,《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31日。
[92]赵灃、徐京安：《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93]《大众文艺》1928年第1期,上海现代书局发行。
[94]彭来歌：《林微音其人其文》,《今天》(网络版)2007年5月10日。
[95]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96][英]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附：〈梦见约翰·鲍尔〉)》,黄嘉德、包玉珂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