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译介与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学界对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译介与研究较为匮乏,只有陶大镛、何瑞丰、杨烈等学者进行过粗浅的译述,且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陶大镛《社会主义思想史略》一书出版于1956年。他在该书中论述“费边社会主义”时介绍,1883年年初著名诗人和艺术家莫里斯加入了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亨利·迈尔斯·海恩德曼建立的民主联盟,莫里斯与海恩德曼合作,在1884年将其改名为社会民主联盟,开始鼓吹社会主义思想。在论述“基尔特社会主义”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暴露出来的这些尖锐矛盾和丑恶现实,再加上机器生产的单调和死板,就使一批自由资产阶级追慕起中世纪的基尔特制度来了。(基尔特Guild一词,原是欧洲中世纪的行会组织)于是,约翰·拉斯金(1819—1900年)和威廉·摩里斯等人歌颂中世纪的作品,就传诵一时。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也从而发展起来。”[43]1957年出版的苏公隽翻译的《约翰·保尔的梦想》和《一个国王的教训》,尽管属于莫里斯的文学作品,但小说的中心思想都是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内容前文已述,此不赘述。
何瑞丰翻译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二卷)([英]柯尔著)出版于1978年。在该书“英国社会主义的复兴——威廉·摩里斯”部分,作者用了较多笔墨叙述莫里斯进行社会主义活动的过程,认为莫里斯“所信仰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那种能够普及的社会主义,因为他的社会主义是从一个他不断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出发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不得不为了面包而被迫过象大多数人那样的生活,我会有什么想法?’他的答案主要并不在于指出大多数工人都极端贫困,而在于认定他们被迫把生命消磨在既得不到快乐又得不到满足的工作上。之所以没有快乐,是因为这种劳动多半很艰苦,一个人不可能以这种劳动为荣;之所以得不到满足,是因为这是为追求利润的老板干的活,只有现金交易关系才把整个工作班子联合在一起”;莫里斯“希望人人都能自由地设计,自由地操作,因为只有一个人兼做这两项工作,他才能真正在自己的产品中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从而得到创造性工作的充分满足”,对于他来说,“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渊源于他的艺术和他对艺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堕落所产生的反感”,“也来自他对友爱和社会平等的深厚感情”,“在他为社会主义奔走的整个期间,他的良心驱使他义无反顾地前进”,“他对社会主义在将来某个时候实现丝毫也不怀疑”。[44]
杨烈节译的《艺术与社会主义》[45]可能是20世纪以来国内节译的第一篇莫里斯的演讲稿[46],收录在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下)中,于1979年出版。在该篇演讲稿中,莫里斯谴责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商业氛围对艺术的危害,他主张改变社会,使每个人都能做应该做的事情,每个人都能做爱做的工作,没有疲倦、紧张,从而轻松愉快地从事人民的艺术。莫里斯认为这种艺术就像罗曼斯那样发挥想象力,给生活以快乐。译文前有杨烈对莫里斯艺术思想的简介与评价,如展现莫里斯对宗教、中世纪诗篇、当时新浪漫主义诗歌的兴趣;介绍莫里斯受罗斯金和拉斐尔前派画家的影响,从中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市侩习气和不合理制度,主张通过艺术美化生活,从而改造现实,从事手工艺设计与制作,参加社会主义活动;认为莫里斯早期的文学创作属于新浪漫主义,转变观念后创作了反映巴黎公社斗争的长诗《社会主义之歌》,创作了小说《梦见约翰·保尔》《乌有乡消息》以及散文与评论《我是怎样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人民的艺术》《生活的美》《艺术和社会主义》等。杨烈认为莫里斯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是他还不能认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他由于逃避阶级斗争,因此所谓的人民艺术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标准,不过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艺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艺术毫无共同之处”。[47]
上述学者的译介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如杨烈评价莫里斯“由于逃避阶级斗争,因此所谓的人民艺术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标准,不过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艺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艺术毫无共同之处”,显然是遵循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话语和艺术创作“政治第一性,艺术第二性”的标准。实际上,莫里斯并没有回避现实和逃避阶级斗争,他积极进行手工艺设计与制作,创作诗歌与小说,同情广大工人阶级的苦难并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与社会主义活动,目的就是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人人平等、人人有工作、各尽所能、互敬互爱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主张,与马克思(图4-10)、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一致的。“莫里斯根据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自己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实际经验(特别是经历了英国工人多次的罢工斗争和1887年11月13日‘血腥的星期日’事件),指出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同时断定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变革只有通过武装革命才有实现的可能。这个正确的观点证明莫里斯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的进步性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作家。”[48]但当时所遵循的“政治第一性,艺术第二性”评价准则对文艺创作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如黄嘉德、包玉珂翻译的《乌有乡消息》和《梦见约翰·鲍尔》仍然有着一定的政治色彩。黄嘉德在《威廉·莫里斯和他的〈乌有乡消息〉》一文中说,莫里斯“在这部小说里,没有能够塑造工人阶级的正面人物形象,因此就不能通过具体英雄人物形象的突出刻画来更集中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斗争生活”,即透露出了“文革”政治思维的延续影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学界对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译介较少,而且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改革开放以后,亦未见有关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专题性文献。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前者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前的17年间,国际上先后出现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局面和中苏关系的破裂,国内政治形势亦不太平稳。因此,国内学界对外国文化艺术的引进十分谨慎,而且当时开展的一系列扫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糟粕,去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瘤毒的政治运动等,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外国文艺作品翻译出版的停滞不前。尤其是“文革”期间,国外的社会思想学说和文艺作品几乎都被禁止译介与研究。因此,莫里斯的艺术思想与作品也被划入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队列而被禁止,只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有零星的译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国内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和文化艺术,但学界特别是众多社会主义研究者主要将目光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图4-11)上。这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
图4-10 《卡尔·马克思》封面
[德]恩格斯等著,何封等译,光华书店1948年版
图4-1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思想讲解》封面
彭治平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放初期,国内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是立足基本国情,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这方面看,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主导思想,而且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发展,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而言,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学说虽然是社会主义思想学说之一种,但它不具有代表性,尤其是不具有现实意义,所以在现当代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学说研究中,极少有学者把其列入研究范畴,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译介与研究较少的重要原因。
【注释】
[1]该刊1887年由英国传教士韦廉士在上海创刊。
[2]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1902年9月15日第18号。
[3]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新民丛报》1904年2月14日第46—48号。
[4]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译书汇编》1903年第11号。
[5]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1906年第2—3号。
[6]高军等：《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第三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8]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4号。
[9]《解放与改造》1919年9月创刊,1920年9月第3卷起改名为《改造》,1922年9月停刊,共出4卷46期。由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主编。
[10]笔者在浙江图书馆孤山古籍部查阅到的1949年之前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的译著与著作共有141个版本。虽然有些书是同一本书的再版,但由此可见20世纪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具体可参见浙江图书馆历史文献馆藏目录。
[11]指欧文。
[12]指圣西门。
[13]指卡尔·马克思。
[14]廖仲恺：《社会主义史大纲》,《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另见高军等：《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第三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译文：一个空虚时代的可怜歌手。——作者译
[16]译文：作为一个梦想家,又生不逢时。——作者译
[17][日]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北新书局1925年版,第126、210、226—227页。
[18]昔尘：《边悌之社会主义》,《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4号。
[19]郭虞裳：《基尔特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1919年第1卷第3号。
[20]这里的小美术品指的应该是各种手工艺品。
[21]本节内容已发表,参见郑立君：《论田汉译述〈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中国徐悲鸿画院学刊》(创刊号)2013年第1期。
[22]张向华：《田汉年谱》,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23]张向华：《田汉年谱》,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24]张向华：《田汉年谱》,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152页。
[25]田申：《我的父亲田汉》,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8—59页。
[26]1922年田汉留学回国后不久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当时他设想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即想用三到四年的时间翻译20多种包括莎士比亚、易卜生、梅特林克和惠特曼等人在内的戏剧、诗歌等外国文艺作品,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丛书出版。“少年中国学会”解散后,他的庞大计划也破产了,只完成了《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莎乐美》等。1929年他译述《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一书,是否为这个庞大计划之一,有待进一步考证。
[27]田汉：《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东南书店1929版,第13页。
[28]田汉：《致宗白华的信》,《少年中国》1923年第4卷第4期。
[29]郁达夫：《戏剧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30]田申：《我的父亲田汉》,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31]《南国》(创刊号)1924年1月5日。
[32]田汉：《重刊之词》,《南国》1928年第5期。
[33]刘平：《戏剧魂——田汉评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34]田汉：《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东南书店1929年版,第26页。
[35]田汉：《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东南书店1929年版,第51页。
[36]杜高：《田汉：人格的独特魅力》,《光明日报》1998年3月12日。杜高,湖南长沙人,1930年生,中共党员。幼年时受进步文艺思想影响,12岁即参加田汉、欧阳予倩等同志领导的演剧团体的演出活动,稍后参加报社工作,开始写作。1942年开始参加抗日进步演剧活动,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之后,杜高发表了大量的文艺评论、通讯报道和剧本。历任上海共青团《新少年报》文艺版主编,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政文工团创作组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成员,文化部艺术局剧本创作室成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创作室成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
[37]转引自刘骄：《为何说“倘以黄金论人,田汉起码在九成以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www.cpcnews.cn。
[38]蔡元培著,约翰编：《蔡元培言行录》(美育),广益书局1933年版,第42—43页。
[39]聂振斌：《蔡元培文选》(注释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40]蔡元培著,约翰编：《蔡元培言行录》(演说),广益书局1933年版,第54页。
[41]胡蛮：《中国美术史》,吉林书店1948年版,第148—149页。
[42][俄]弗理采：《艺术社会学》,胡秋原译,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第386—393页。
[43]陶大镛：《社会主义思想史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205、227页。
[44][英]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二卷),何瑞丰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76—241页。
[45]就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看,20世纪60年代可能也有零星的译介。譬如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编辑说明”指出：“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参加本书编辑的,有伍蠡甫(主编)、戚叔含、林同济、蒋孔阳、翁义钦、严源。一九七八年参加本书修订的,有伍蠡甫(主编)、蒋孔阳、宓燕生。”这说明莫里斯的演讲稿《艺术与社会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已被收录,由此也可以想见,60年代可能有学者译介或研究过莫里斯的艺术思想。此有待进一步考证。
[46]1986年,张俊焕、成林部分参阅了杨烈的翻译,完整地译出了这篇演讲稿,这可能是20世纪以来国内第一篇完整翻译的莫里斯的演讲稿(见《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1988年,程代熙也全部翻译了该演讲稿(收入[美]麦·莱德尔：《现代美学文论》,孙越生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内容基本一致,此不赘述。
[47]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89—99页。
[48][英]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附：〈梦见约翰·鲍尔〉)》,黄嘉德、包玉珂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