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的介绍与接受[21]

第三节 田汉的介绍与接受 [21]

图4-6 田汉(1916—1968)

图4-7 《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封面

田汉译述,东南书店1929年版

田汉(图4-6)对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尤为积极,集中体现他译述的《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一书(图4-7)中。该书是上海东南书店1929年出版的一本重点介绍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评论性作品,由“他的生涯”“穆理斯之社会改造思想”“穆理斯的乌托邦”和“诸家对于穆理斯之批评”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他的生涯”包括“到他成为社会主义者为止”“成了社会主义者以后”两节。第一节主要叙述了莫里斯的出生,在牛津大学学习,接触罗斯金的著作《威尼斯之石》,结识伯恩-琼斯和罗塞蒂,学习建筑与绘画,结婚建造“红房子”,成立“莫里斯·马歇尔·福克纳公司”,从事艺术与手工艺设计,出版诗集、小说,等等。第二节介绍莫里斯成为社会主义者以后,先后发表《告英国劳动者书》,呼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1881年到其去世之前先后研究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民众生活问题,参加“民主主义联盟”,研究马克思主义,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发起“汉麦斯密斯社会主义者协会”,撰写《约翰布尔之梦》(今译《约翰·保尔的梦想》等)、《乌有乡消息》等表达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以及为社会主义组织起草宣言和进行演讲、宣传等活动。第二部分“穆理斯之社会改造思想”译述了1883年莫里斯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之后,其关于社会改造的思想观念和与海恩德曼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之分歧,以及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对中央集权、法律、政治和议会的否定;总结了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三个重点:生活之美化,劳动之快乐化,以地方自治体为社会的联盟之基础。第三部分是田汉对莫里斯的小说《乌有乡消息》内容梗概的译述。虽然“所述不过一个大概,但可知穆理斯的社会改造的思想实很具体地表现在里面”。第四部分主要选译了莫里斯的朋友斯永本(今译史文朋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领袖科尔、格雷雪、唐兴德夫人,以及与莫里斯同为社会民主同盟领袖的海恩德曼对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批评。

田汉译述《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唤醒中国广大民众站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反对压迫与奴役,争取民主权利与自由,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田汉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诗人,是杰出的革命戏剧活动家、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在20世纪早期他就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以后,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章,譬如1922年他在《告南国新旧同志书》中说:“一、我们当认清我们的路始终是民间的。……二、南国艺术运动的对象自然是劳苦大众。但如何使我们的艺术真成为民众的,并如何使民众渐次认识艺术的真价,应该是我们以后努力的焦点!三、我们深知道要使艺术运动成为有效的,当使集合在艺术的各部门的同志之努力造成一种巨大的艺术交响乐,即广大的艺术战线”。[22]1930年3月田汉发表《Bourgeois realism与Proletarian realism》(《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一文,指出:“南国的美术青年们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站在或想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希望他们能“知道艺术底思想与样式的变迁是紧跟着该社会底生产手段之转化的”。[23]他在1930年7月20日发表的《苏联电影艺术发展底教训与我国电影运动底前途》一文中说:“电影和一切艺术一样在资产阶级手中时是拥护资产阶级,宣传资产阶级意识的武器,而在无产阶级手中象目前苏联的电影运动一样,它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一分野,是工农大众底最有力的教育者、鼓动者、组织者”,“在新兴途上的中国是极得取法的,因为中国最大多数的民众是农民,没有农民的醒觉中国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而工人俱乐部的电影网自然也是绝对必要,因为假使中国的革命不由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也是要变形而颠落的”。[24]

原因之二是田汉与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共鸣。田汉很早就开始关注政治问题,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已经具有了较强烈的民主革命意识。1917年3月,19岁的田汉发表《俄国今次之革命与贫富问题》,指出俄国爆发二次革命的原因乃是政治上的专制独裁、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并借由该次革命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积极的富”和“消极的富”两个概念。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田汉在日本一方面撰文呼吁民主与科学,一方面参加反对中国驻日公使馆的斗争,加入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艺组织“可思母俱乐部”(Cosmo Club)等,表现出了初步的社会主义信念。[25]1922年从日本回国后,田汉与妻子易漱瑜积极筹办《南国》半月刊,参加“少年中国学会”[26],与欧阳予倩、周信芳、高百岁等举办“艺术鱼龙会”,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筹建“南国艺术学院”,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因此,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自然会引起田汉的关注。田汉在译述《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第一部分第二节(“成了社会主义者以后”)中莫里斯“对于保加利亚虐杀案底那种悲惨的事实,他觉得英国政府太消极”时,特意括注“不知他要知道前年的中国五卅惨案又将如何”[27],显示出其与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共鸣。

原因之三是田汉与莫里斯都主张用艺术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莫里斯主张用艺术的方式进行社会革命,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建立艺术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他身体力行地进行艺术与手工艺设计(图4-8),坚持不懈地进行诗歌与小说艺术创作、参加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田汉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是一位使命感很强、责任心很重的艺术家,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立志“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他与妻子回国即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但当时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不休,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中国舞台之旧势力甚大,数十年来之新剧运动,竟未能撼旧剧毫末,可以见矣”[28]。因此,在那个“倾陷争夺,不害人不足以自安、不利己不足以自存”[29]的黑暗社会里,借助戏剧等文艺作品改变社会现实是很艰难的。但田汉并没有意志消沉,他立志做戏剧家,发出正义之声,积极向新的文艺世界进发,以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新文艺建设做贡献。1924年1月5日,田汉与妻子易漱瑜创办了《南国》半月刊。“为保持这本杂志的自由与独立,免受政治制度的支配”,他们像英国诗人、版画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那样,自己编辑、出钱印刷、校对、折叠和发行。[30]其目的即如《南国》半月刊创刊宗旨所说:“因欲打破文坛的惰眠状态,鼓动一种新鲜芳烈的空气”;“在‘艺术之社会化’或‘社会之艺术化’的旗帜下,从事第一义的创作、批评、介绍”;“因欲免去资本主义的支配,虽一时不能像Blake印他自己的诗集那样:自己雕版、自己排字、自己发行。至少以自己集资印刷、自己意匠、自己校对、自己托人发行为原则”。[31]因此,田汉“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艺术空气”[32],“实际上所表明的是田汉向腐朽的旧文艺的抗争意识,以及开创新文艺阵地的开拓精神。尽管这种新的意识在田汉头脑中还不十分明确,但不满旧文坛的艺术创作却是肯定的”[33],这表现出了他对戏剧等中国文艺的革新精神。特别是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用戏剧等文艺作品来实现社会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与侵略,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意愿更加强烈,不仅填写了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充当了改革旧剧的排头兵,而且风雨如晦唱新声,为民主自由奋斗终身。

图4-8 莨苕与葡萄树(未完稿)

[英]威廉·莫里斯设计(1879)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原因之四是田汉与莫里斯作为艺术家、诗人的人格精神相似。作为诗人、小说家的莫里斯,“是一个大浪漫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大现实主义者。他虽然是满怀理想,但他并不忘记要使眼前的劳动快乐化,生活美术化”。他的朋友史文朋评价说:“他是艺术至上主义的诗人……他没有忘记劳动之快乐化与生活之美化,更由此出发而否定从劳动中夺去快乐,从生活夺去美的资本主义,而图谋改造社会。他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就因为他是真的诗人,真的诗人没有不想使自己及生活之艺术化的,所以当然会走到改造社会生活的道路上去。穆理斯的一生告诉我们以真的诗人应该是真的人,因之应该是真的社会主义者!”[34]英国社会民主同盟领袖海恩德曼说:“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生涯,像他的风采一样以艺术家底气品、纤细与美,实行家之坚实与力与活动性相始终。他因良心之强烈的刺戟,站在街头干各种之实际运动,但他的心中随时藏着一种热的泪与爱。他的生涯为爱与喜与创造,思想无实行,艺术与生活与劳动之一致之无限的连续。在这种意味他的生涯,可以说是一个大的艺术。”[35]“大浪漫主义者”“大现实主义者”“真的诗人”和“热的泪与爱”等,都是对莫里斯高尚的人格精神的赞美。与莫里斯相似,田汉也是一位“大浪漫主义者”“大现实主义者”“真的诗人”,有着“热的泪与爱”,不仅才华横溢、勤奋多产,而且心地单纯、热情澎湃。曾在20世纪40年代参加田汉领导的演剧团体演出活动的杜高先生回忆:“作为一位才华横溢、勤奋多产的戏剧诗人,田汉一生创作了1000多万字的作品。然而,除了他的才华和勇往直前的实践精神之外,更打动我的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没有人像田汉那样,把‘干戏’看成最神圣的事,并倾注自己全部的情感,深挚地爱着每一个有名或无名的剧人”,“没有人像田汉这样,无论在什么处境中,都保持着一颗孩童般纯真的心和艺术家宽厚仁爱的胸怀,对于批评甚至批判过他的人,他胸襟坦荡,不计私仇。更没有人像田汉这样,不管担任多高的职务,始终顽强地保护着艺术心灵的自由王国”。[36]徐悲鸿在南京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时激动地说:“消沉的民族里,乃有田汉的呼声,闻其词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37]可见,同为艺术家、诗人的莫里斯与田汉,在人格精神上有很多相似性。

田汉译述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内容较全面,目的明确,反映出田汉对莫里斯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接受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