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译介与评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里,莫里斯的诗歌与小说在国内的译介很少,仅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末有苏公隽、戴镏龄、杨周翰等少数人,先后翻译了莫里斯的中篇小说《约翰·保尔的梦想》(图3-3)和短篇小说《一个国王的教训》,以及在《英国文学史纲》等著作中对莫里斯有所介绍,且重点突出了莫里斯的革命斗争精神,体现出一定的政治立场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1957年由苏公隽翻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莫里斯的《约翰·保尔的梦想》和《一个国王的教训》两篇小说,可能是20世纪以来中国最早的翻译版本。此前,最早提到《约翰·保尔的梦想》这部小说的人是田汉。1929年他在译述的《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4]中说莫里斯“一生的重要著作如——《约翰·布尔之梦》(The Dream of John Bull)”[5],但未予译介。《一个国王的教训》在苏公隽之前未见有学者译介。
图3-3 《约翰·保尔的梦想》封面
[英]威廉·莫里斯著(1888),苏公隽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约翰·保尔的梦想》共分十二章：“坎德州人”;“一个从厄萨克斯州来的人”;“他们在十字架前会师”;“约翰·保尔的呼吁”;“他们听到战争的消息,整装待发”;“镇梢的战役”;“十字架上更多的话”;“威尔·葛利恩家里的晚餐”;“介于生死之间”;“他们两人谈论未来的日子”;“在旧社会里展望一个新社会有多么困难”;“有时变革并不尽如人意,要不是为了在这样一次变革以后,还有进一步的变革”。上文已述,该篇小说是莫里斯以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为历史背景,以主人公梦见约翰·保尔并和他交谈的方式,描述了起义失败之后,英国人民起义不断发生,社会由此发生巨大变化。虽然这些人民起义最终大多失败了,但人民的力量在这些斗争中逐渐壮大起来。莫里斯在这部小说中不仅对英国农民起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对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充满信心,认为人剥削人的社会将来一定会被消灭,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斗争精神。[6]
《一个国王的教训》(图3-4)附于《约翰·保尔的梦想》之后,是莫里斯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具体创作于何时,有待进一步考证。小说讲述了古代匈牙利国王麦胥厄斯·科文讷斯一次出游经过一个乡下小镇的农庄,假惺惺地问候正在艰苦劳作但却得不到饱食的农民,并与他们一起劳作和交谈的故事。作者借古讽今,用极其讽刺的笔调深刻地揭露了英国统治阶级的虚伪与残忍的面目,号召人民进行反抗斗争,建立人人平等、人人快乐劳动与愉快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7]
1959年戴镏龄等人翻译的《英国文学史纲》([苏联]阿尼克斯特著),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在英国文学史著作中介绍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的文献。在该书中,作者详细叙述了莫里斯“受罗斯金思想的影响”,“与罗塞蒂等拉斐尔前派成员的密切关系”,“从事艺术与手工艺活动”,“70年代后积极从事社会主义活动”,“早期诗歌采用神话和传说为题材,让古代英雄故事在人民中复活”,“从审美方面教育人民大众”,并介绍了小说《梦见约翰·保尔》和《乌有乡消息》的思想内容。
图3-4 《一个国王的教训》内容(局部)
[英]威廉·莫里斯著(1888),苏公隽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这一时期,学界对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译介与研究很少,而且体现出了一定的政治色彩。从苏公隽选译的两篇小说看,《约翰·保尔的梦想》表明了莫里斯对英国农民起义的充分肯定,且对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艺术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充满了信心。而在《一个国王的教训》中,莫里斯采用对话的方式和对比的手法,充分地表达出鼓舞人们站起来进行暴力反抗斗争的思想。即《一个国王的教训》描写了那些重要城市的首长们和某些地主与保甲长们骂农民是“老粗”“身体强壮的贱骨头”,而乡农们见到身穿锦绣的国王、地主们和一排排弓弩手卫队后,变得惶恐不可言、战战栗栗、不知所措,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该小说又通过国王与下属队长的对话,揭露出了国王的阴险狡诈。如当国王与队长在傍晚返回城市的路上,队长回答国王的话说：“您的买卖是强盗大王,但是并不比其余的人更凶恶。”国王大笑,队长继续说：“你把那一点记在心头”,“其次,我来告诉你,当那边那个老粗说话的时期,我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在这样想：老粗呀!要是我做了你,或者做了象你那样的人,我就要手执利剑,举起矛枪,或者就只是篱笆上的一根椿木,号召别人同样做法,大家纠合出发;我们人数既多,何况纵然失败,除了一条苦命以外,不再会有旁得什么损失,我们要斗争,要奏凯,要把帝王、地主和重利盘剥者的职业推翻,使世界上只有一种职业,那就是我们大家愉快地劳动、愉快地生活”。[8]不可否认,莫里斯的其他小说如《乌有乡消息》《狼族传说》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他的革命精神,但《乌有乡消息》的中心内容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狼族传说》主要表达的是英雄主义精神,而苏公隽选译这两篇小说则鲜明地表达了莫里斯支持广大人民进行暴力反抗的斗争精神。所以,这个时期选译和出版这两篇小说,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审美和娱乐需求,而有着一定的政治立场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性。
戴镏龄等人翻译的《英国文学史纲》一书中对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的评论,尤其能见出作者的政治立场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性。如作者说莫里斯是在19世纪末的英国文学中“首先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作出了彻底的结论并且自觉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的作家”,“莫里斯走向社会主义是从民主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审美批判的那一路线的必然结果”,“他达到的结论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产生自由劳动和创造的必要的条件”。关于莫里斯的诗歌,作者认为莫里斯是“作为属于新浪漫主义潮流的诗人而开始他的文学活动的”;他成为社会主义者后,为工人写了革命的组诗《社会主义者之歌》,“这些歌发出声音,抗议社会上的不公道,充满战斗精神,号召和人民的压迫者作斗争”。关于莫里斯的小说《梦见约翰·保尔》和《乌有乡消息》,作者赞赏其是“在文学领域里这是全部乌托邦小说中第一部,它不但包含了对于理想的社会组织的描写,而且还描写了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获得胜利”,“由于历史的条件,他不可能象我们那样解决为社会主义斗争的问题,也不可以根据这点就低估了他的创作意义。就他对社会以及对历史发展的规律的理解而言,他远远地高出了同时代的一切作家。莫里斯不但承认社会上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事实,而且从这点作出了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结论。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他的小说在英国文学中首先提出要改造社会不是借手改良主义,而是通过革命斗争的道路”,“在新时代的英国作家中,莫里斯是在他的作品中有力地响起了革命社会主义的理想的第一个人”,等等。[9]作者同时也指出了这两部小说的不足：“由于在资本主义情况下机械技术发展所具有的坏影响,莫里斯和罗斯金一样,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从“这儿看出莫里斯观点中固有的某些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也见于他对公民组织的乌托邦式描写——那是更有无政府共产主义意味的,而不算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公民组织”。
杨周翰、吴达元、赵梦蕤所著《欧洲文学史》(下)[10]中对莫里斯诗歌与小说的评论亦具有政治色彩。如评论莫里斯的革命性诗歌《不要老爷》,说莫里斯直接号召被奴役的人们不要害怕牺牲,“与其受奴役而生,不如斗争而死”,鼓励人们起来斗争,结束“老爷们”的统治。评论译作《向希望前进的人们》[11],说诗中描写一个诗人和他的爱人沉醉在田园式的爱情生活中,当远方传来不安、骚动的声音时,他们抛弃恬静的生活,到人民中去寻找不安和骚动的原因,终于看见了人民的苦难。他们四处寻找希望,终于找到了社会主义。诗中也描写了诗人到巴黎去,热情地歌颂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认为巴黎公社给人们展示了未来的前景等。尤其是对《乌有乡消息》和《梦见约翰·鲍尔》的评价,作者认为莫里斯在这两部小说中主张消灭私有制,肯定了暴力革命斗争,但他把暴力革命写成了一件突然而起的事情,没有提到革命的准备工作和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他的共产主义具有乌托邦的性质。[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学界对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的译介与研究之所以贫乏,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环境使然。20世纪50年代,受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影响,中国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主要集中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日本、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文学方面。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中国关于外国作家和文学作品的译介与研究,一半来自苏联(图3-5、图3-6),其次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印度、巴西等国家;至于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仅选译莎士比亚、拜伦、巴尔扎克、雨果和小林多喜二等少数进步作家的作品。[13]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连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文学作品的译介活动也逐渐减少了。有学者统计,1960—1964年,英美文学作品在国内的译介仅有27种。[14]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由于受到极左思潮和文化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学艺术被当作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腐朽的和崇洋媚外的东西而被封杀,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文学译介与研究实际上成为禁区。[15]
图3-5 《普通一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封面
[苏联]茹尔巴著,金人译,时代出版社1952年第1版
图3-6 《高尔基作品选》封面
[俄]高尔基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