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译介与研究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政策,继而在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了我国新时期的文艺发展要“百花齐放”“洋为中用”等方针政策,进一步激励和鼓舞了学术界、出版界等文艺战线上的广大工作者积极译介和研究英国等西方国家优秀的文学与艺术作品,莫里斯的诗歌与小说艺术在我国的译介与研究因之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78—1982年间,在我国刊物上发表的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章有400多篇,而大量的现代派作品也被翻译出版”[16]。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界、艺术界的不少学者把莫里斯的诗歌与小说艺术作为英国文学史的一部分译介到国内,而且有不少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就译介与研究目的而言,与前两个阶段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对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的引进主要是为满足审美与学术研究需要。
20世纪80年代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黄嘉德、包玉珂译《乌有乡消息(附：〈梦见约翰·鲍尔〉)》(1981),秦水译《英国文学史：1870—1955》(上)(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1983),飞白译《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1985)以及同年发表的《略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一文,梁实秋著《英国文学史》(第三卷)(1985),牛庸懋、蒋连杰著《十九世纪英国文学》(1985),伍蠡甫编《欧洲文论简史》(1985),杨周翰、吴达元、赵梦蕤著《欧洲文学史》(下)(1985),陈嘉编《英国文学史》(1986),刘玉麟译《简明英国剑桥文学史：19世纪部分》([英]乔治·桑普森著,1987),濮阳翔、王义国等译《英国文学简史》([英]哈里·布拉迈尔斯著,1987),等等。20世纪90年代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金东雷著《英国文学史纲》(1991),王佐良著《英诗的境界》(1991),王佩兰、马茜、黄际英主编《英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1992),等等。21世纪以来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赵红英主编《英国文学简史学习指南》(2006),屠岸选译《英国历代诗歌选》(下)(2007),刘炳善主编《英国文学简史》(2007),搜奇研究中心译《不可不读的狼族传说》(2009)(图3-7)[17],殷企平的论文《乌有乡的客人——解读〈来自乌有乡的消息〉》[18]、《莫里斯逃避现实了吗?》[19]、《艺术地生活：莫里斯的文化观》[20],常耀信主编《英国文学通史》(2011),王佐良主编《英国诗选》(2011),张金凤的论文《爱恨纠缠的机器情结——19世纪西方对技术的追问与乌托邦小说》[21],等等。除以上所列外,另有不少文献间接地提到了莫里斯的诗歌与小说艺术,限于篇幅,不一一展开。在这些作品中,黄嘉德翻译的《乌有乡消息》可能是1949年以来国内的首次翻译,包玉珂翻译的《梦见约翰·鲍尔》可能是1978年以来国内对这部小说的首次翻译,搜奇研究中心翻译的《狼族传说》应该是20世纪以来国内的首次译介。
图3-7 《不可不读的狼族传说》封面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对莫里斯诗歌与小说作品的译介较之前两个阶段更为详细,研究也更加深入,一些学者还对莫里斯诗歌与小说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此外,这一时期国内学者不仅关注莫里斯的诗歌与小说艺术,还较多地介绍与研究他的艺术与手工艺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学界特别是文学界对莫里斯艺术思想的译介与研究范围较广、视野较开阔、内容较丰富。如秦水翻译的《英国文学史：1870—1955》(上)一书,第九章“莫里斯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运动文学”详细叙述了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从社会主义运动和文学角度评价了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22]飞白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中节译了莫里斯的七首诗歌——《辩解词》《〈丹麦王子渥吉尔〉中的歌》《这一天将来到》《劳工之歌》《不要主人》《工人们在行进》和《死之歌》,并且随文附有莫里斯的简介。[23]在《略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中,飞白介绍了有唯美主义思想倾向的拉斐尔前派诗人莫里斯是个诗人、工艺美术家兼社会活动家,他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终于从空想社会主义走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走向了阿诺德未能发现的新世界;莫里斯早期的诗歌风格与罗塞蒂相近,喜用古代神话和中古传奇作为创作题材,其传奇叙事诗歌既有淳朴的古风,又带有一种梦一般的魅力,而他的乌托邦思想在长篇叙事组诗《地上乐园》中得到表现;同时,莫里斯又致力于用装饰美术来改变社会的审美趣味,但是基于多年之经验,莫里斯终于醒悟到仅用“美”是改造不了社会的,他不再满足于空想社会主义,而于19世纪80年代之初投身于科学社会主义,参与创立社会主义同盟;以莫里斯为代表,英国掀起了一个社会主义诗歌新高潮,他的《社会主义者之歌》和歌颂巴黎公社的叙事长诗《希望的历程》,唱出了时代的强音……[24]王佐良主编的《英诗的境界》中收录了莫里斯的《地上乐园》(选段)与《洪水中的干草堆》《我的与你的》《不要老爷》《劳动之声》《希望的香客》《死之歌》等诗歌;他认为莫里斯追求的是美,而结果找到了社会主义,“而他所谓的美,也不是那种娇柔的阴柔之美——尽管他初期诗作里的花月描写也是十分出色的——而是一种北欧勇士式的阳刚之美：高大,英挺,勇敢,坚决,有至死不改的信念,又有动手干实事的本领”[25]。殷企平在《乌有乡的客人——解读〈来自乌有乡的消息〉》中阐述了汤普森(E.P.Thompson)、雷蒙德·威廉斯、露思·季娜(Ruth Kinna)等西方不同学者对莫里斯长篇小说《来自乌有乡的消息》思想内容的评价,深入解读了该部作品中展现出的对机器文明的痛恨、乌有乡的“客人”“行走于新旧两个时间之间”和小说呈现出的两种时空、文化、视角、思维模式等。[26]殷企平又在《莫里斯逃避现实了吗?》中指出,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莫里斯的许多诗歌是因为逃避现实而作的,考察它们的文化语境,它们并非高蹈绝俗之作;进而论述了莫里斯的《吉尼维亚的自辩及其他》等诗歌作品是莫里斯捕捉现代人意识活动的一种尝试,莫里斯的诗歌尤其反映出了19世纪英国的文化焦虑。[27]在《艺术地生活：莫里斯的文化观》中,殷企平论述了莫里斯对新生活的描述和对人类应该怎样去生活的思考,莫里斯的方案是：艺术地处理生活、劳动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他还认为：莫里斯的蓝图更富诗意,更具有操作性,莫里斯的艺术没有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而是跟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普通劳动紧密相关;莫里斯主张让所有的普通人都爱艺术,都把艺术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艺术的来源是普通劳动者;莫里斯对艺术的来源、功能和艺术家成分的理解都跟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关;莫里斯主张美化劳动、美化生活、让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享受美的愉悦,也就是切实保障全社会的生活质量……[28]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的译介与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超过了前两个阶段。
从译介与研究目的看,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的译介与研究不同于以往。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革时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潮不断被介绍到国内,特别是“英国文学中那些具有革命性、反叛性的作品和主张艺术独立性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为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上的解释,成为所谓反传统的话语,甚至是社会斗争的武器”。[29]莫里斯的诗歌与小说艺术作为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也被作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和文艺变革的武器之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学界对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的译介与研究主要是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以来对其诗歌与小说艺术的译介与研究则是为了满足审美需要与学术发展需要。
先说审美需要。2009年搜奇研究中心翻译的莫里斯的长篇小说《狼族传说》(图3-8),审美愉悦的目的性很明显,即如该部小说的“译者解读”所说：“如果你喜欢托尔金笔下的亚拉冈,如果你钦佩洛汗骑手们的勇武,如果你想读更多的发生在广袤原始荒野里的奇险故事,如果你希望更多地看到托尔金笔下那种有胆识的女人和那些女人与男人之间的浪漫传奇,那么你将会很高兴读到威廉·莫瑞斯用神来之笔为您讲述的这个美妙的故事。”[30]屠岸选译的《英国历代诗歌选》,收录了从中世纪末到当代英国共155位诗人的583首诗歌,不但反映出了英国诗歌发展的基本轨迹,而且该书在国内可称得上精品,所收作品亦称得上丰厚、完善,既便于一般读者的欣赏,也可作为专家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参考书。其中收录的1946年译介的莫里斯的《那日子要来了》,在当时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但屠岸选译该诗显然是为了满足审美需要。
图3-8 《不可不读的狼族传说》第三章“告别爱人”插图(https://www.daowen.com)
[英]威廉·莫里斯著(1890),搜奇研究中心译(2009)
再说学术研究需要。如黄嘉德在《威廉·莫里斯和他的〈乌有乡消息〉》一文中透彻分析了《乌有乡消息》的主题思想：从文艺角度看,“《乌有乡消息》是莫里斯的代表作,是西方文学史上一部以未来共产主义为题材的优秀的长篇空想小说”,在小说中作者以以前许多作品一贯采用的“地上乐园”为主题,“但他在处理这个主题时,已经不象他在早期诗作《捷逊的生和死》和《地上乐园》中那样,企图从古代神话传说中寻求他的理想的乌托邦,而是把乌托邦的理想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目标结合起来了。在《乌有乡消息》中,关于人类未来幸福社会的伟大理想具有更明显的现实内容,从而使这部小说的思想性更提高了一步”;该小说“以新旧对比的方法,一方面描写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揭露和抨击十九世纪末叶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在艺术性方面也有显著的成就。莫里斯继承了拜伦、雪莱和宪章派诗人的积极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而加以发扬光大”,在他的《乌有乡消息》等不少优秀作品中,“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但是他的幻想却有着现实的基础,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和情节在艺术上真实地反映了现实”。[31]王佐良在《英国诗选》中评价莫里斯的叙事诗《洪水中的干草堆》“篇幅不长,然而充满了戏剧性,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都鲜明突出。过去蒲柏曾纯熟地运用来写社会讽刺诗的双韵体,现在居然也能用来写战斗,而且脚韵虽双双连续出现而不使人感到机械刺耳,故事一直在迅速开展,就现出莫里斯的功力”;评价他的《希望的香客》在艺术上“也有特色,仍然是两行一韵的双韵体,但是每行长达十四五个音节,有一种奔腾向前的气势,语言则是略带古朴的口语体,素净而亲切,写得实在,又写得充满激情”。[32]常耀信在《英国文学通史》(第二卷)中评价莫里斯的《洪水中的草垛》说：“这首诗以4步抑扬格写就。诗人灵活地运用音律的重音和词语的重音,使全诗读来很有音乐感。比如,第3节的末行(第38行)和第4节的首行(第39行)合起来构成一个4步抑扬格。上句三步(They counted thirty heads),下句只有一步(So then),这样一来,整体的音律并没有被打乱,但却加强了叙事情节和叙事角度的连续性。这种情况在全诗中出现了6次。此外,莫里斯在诗行某些音步的停顿处巧妙地加上了标点符号,以达到突出情感、烘托氛围的目的。”[33]此外,殷企平的《乌有乡的客人——解读〈来自乌有乡的消息〉》《莫里斯逃避现实了吗?》《艺术地生活：莫里斯的文化观》三篇文章,都是研究莫里斯艺术思想的专题型论文。在《乌有乡的客人——解读〈来自乌有乡的消息〉》中,殷企平认为《来自乌有乡的消息》“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出色的一部乌托邦小说”。他对莫里斯追求艺术化生活(图3-9)的文化观念等进行了深入剖析与论述,从这部小说的“客人”角度切入,“把《来自乌有乡的消息》和其‘客人’形象放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做进一步的审视”,深入解读了小说展现出的对机器文明的痛恨、乌有乡的“客人”“行走于新旧两个世界之间”和小说呈现出的两种时空、两种文化视角、两种思维模式。殷企平认为：“莫里斯对‘凑合的时代’的回应是对克莱尔开创,并由阿诺德和罗斯金等人维护的文化批评语境的介入。对《乌有乡》的解读必须放在这一语境中进行,对书中的‘客人’形象及其相关场面和意义的理解也必须借助这一语境来实现。”此外,殷企平还注意到莫里斯借小说中人物服饰的描写,批评机械化大生产,“乌有乡的居民们在把握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方面很有艺术性”,“乌有乡居民的穿着跟季节合拍,也就是跟大自然协调,这反映了莫里斯的审美观——他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处处体现艺术、体现美的社会,而他对美的定义则建立在对大自然的理解和尊重之上”。在《莫里斯逃避现实了吗?》一文中,殷企平对“不少西方学者或贬低莫里斯的诗作,或笼统地称其为逃避现实之作”这一现象提出质疑,并考察了莫里斯相关作品的文化语境,指出它们并非高蹈隐逸之作,如《吉尼维亚的自辩及其他》等诗歌作品是莫里斯捕捉现代人意识活动的一种尝试。虽然其早期的诗歌作品大多取材于古代故事和中世纪神话等,但莫里斯并没有逃避现实,而“恰恰凸显出了莫里斯的一种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是对19世纪英国社会现实——尤其是精神现实——的关怀”,那些中古传奇故事除折射精神现实外,“还具有折射19世纪英国文化焦虑的意义”。在《艺术地生活：莫里斯的文化观》一文中,殷企平分析了莫里斯与卡莱尔、阿诺德、金斯利和罗斯金等人思想上的异同以及莫里斯为“文化”概念的扩充和丰富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图3-9 英国室内装饰
这是莫里斯为桑伯恩公馆的L形画室设计的室内装饰(1870)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莫里斯诗歌与小说艺术的译介和研究,有着与此前不同的话语环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不但在经济领域推进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制度,而且不断推进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改革开放。早在1979年10月召开的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34],为新时期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要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和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为未来我国的文化政策确定了基调。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专门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2000年以来,随着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会议对文艺方针的指导和文艺政策的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由点到面逐步推进,文化艺术和学术研究逐渐出现繁荣景象。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古典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等文艺流派逐渐在国内传播开来。英国作家及其作品尤其是英国文学中那些具有较高艺术性、独立性与审美性的诗歌和小说等,不仅被再次介绍到国内,而且诸如济慈、雪莱、罗塞蒂、史文朋、莫里斯、王尔德(图3-10)等作家,颇受中国读者和学者的追捧。在这一潮流中,莫里斯的诗歌与小说艺术不仅被译介到国内,而且不少学者从审美批评角度深入分析了其思想与艺术特点及风格。
图3-10 [英]王尔德著《莎乐美》插图
[英]比亚兹莱作(约18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