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 导读

金刚经 导读

一、《金刚经》的名称与来源

《金刚经》这一经名是略称,根据不同译本,其全称有三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和《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三种不同译名似乎暗示了“金刚”一词的喻义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梵语“金刚”一词所指有二。一指金刚石,极其坚硬,可切割硬物;二指金刚杵,古印度的一种兵器,坚固锐利,故称之为“金刚杵”。“金刚”所指的这两种东西,都可以用来比喻般若智慧。般若智无坚不摧,能观照世间一切皆缘起性空,虚幻不实,能破除世间一切虚妄,一切烦恼。这种比喻义三种译名都可以容纳。但唐代玄奘大师认为,“金刚”在此不是比喻般若智,而是比喻烦恼,烦恼如金刚一样坚固,只有般若智慧才能断除,所以经名应该译作《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而不能译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因为“能断金刚”是指能断除坚如金刚的烦恼,若缺失“能断”二字,则会令人对经名产生误解,以为“金刚”是比喻坚如金刚的般若智。其实“能断金刚”不但可以像玄奘那样看做动宾式短语,以“金刚”为动词短语“能断”的宾语,也可以视为偏正式短语,解作“能断的金刚”,意为能断烦恼的金刚般若智。也就是说,不管是把金刚比作般若智还是烦恼,都不违背经名所蕴含的基本义,即般若智能断除烦恼。般若智是大乘佛教的最高智慧,而佛教的无上智慧也可称之为菩提,因此如果从立足于般若空义的“烦恼即菩提”这一基本教旨来看,说金刚既比喻般若,又比喻烦恼,其实无碍法旨。般若法门并非屠龙之术,般若智无坚不摧的作用要在现实中成为事实,现实中就理应有非其不可摧的至坚之物成为其试金石。而此试金石未尝不可是坚固难摧如金刚的烦恼。正因为有坚固如金刚的烦恼,才需要有坚固如金刚的般若智。佛理如此,而“能断金刚”一语之义也正可做如上两可之解。另外,若就“金刚杵”的形状而言,“能断金刚”又可用来比喻菩萨行。菩萨行地前、入地、地上三段,首尾两段历时漫长,中间入地一段只需瞬间,全程耗时两头大中间小,正如金刚杵两端粗中间细的形状,所以金刚杵又可用来比喻整个菩萨行从发心到成佛的总历程。而整部《金刚经》可以视作对整个菩萨行次第的详细解说,因此以经名中的“能断金刚”比喻菩萨行全过程,正合经旨。(参见吕澂著:《能断金刚般若经讲要》,载《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二,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730—731页)

“般若”是梵语音译,意译为“智慧”,是佛教的无上智慧。只有这种智慧才能观照诸法实相,实相非般若不能照,般若非实相不能明。般若智慧可以由文字教法而入,必须付诸实践才能自度度人。据上诸义,般若一般分为三种: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

“波罗蜜”,梵语音译,全称“波罗蜜多”,意译为“度”“到彼岸”“事完成”等。生死轮回为苦海,涅槃解脱即彼岸。脱离生死轮回,获得涅槃解脱,就犹如渡过苦海,到达彼岸。这是佛教的终极追求。一切获得解脱的方法都可称之为“波罗蜜多”。大乘菩萨行以六波罗蜜亦即六度为首。

六波罗蜜又以般若波罗蜜为根本。般若波罗蜜即智度,意为以智慧度脱,到达彼岸,而这也意味着般若修行的完成。般若为诸佛之母,整部《金刚经》都是讲如何修般若行,亦即如何以般若为指导修菩萨行。因此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经名,不违全经大旨。

大乘佛教是随着大乘佛经的出现而兴起的。一般认为,最早出现的大乘佛经是般若类,出现的具体时间不确定,有学者认为大约公元1世纪左右。专门宣说般若空思想的佛经总称为《般若经》。《般若经》数量庞大,根据玄奘搜集编纂并翻译的《大般若经》,共有十六种(或称十六会、十六分),总计六百卷。其中开头五会是根本般若经,其余皆属杂类,叫杂类般若经。根本五会内容相似,只是文字详略不同。第一会最详细,有十万颂,第二会二万五千颂,第五会八千颂。第三会与第二会内容相似,第五会与第四会内容差不多。一般认为,小品八千颂般若最早出现,大品二万五千颂其次,十万颂最晚。

《金刚经》被玄奘放在第九会,叫《能断金刚分》,只有三百颂,共一卷,是《大般若经》中最小的一种。篇幅虽最小,但却综合了全部般若经的主要思想,充分阐述了“性空假有”这一般若思想的核心教义。现代义学高僧印顺(1906~2005)根据经中出现的一些与中品般若阶段类似的表达,认为《金刚经》的出现在中品般若之后。吕澂(1896~1989,江苏丹阳人,有学者把他与印顺合誉为20世纪中国佛学研究界之“双璧”)根据经的组织形式,认为它的出现早于小品般若。总之,《金刚经》在般若类经典中出现较早。

“乃知般若无边,允唯金刚第一。”作为单行本流通的《金刚经》,短短五千余字,自后秦鸠摩罗什至唐义净,前后三百年间,共译六次。

二、《金刚经》的传译与影响

西方中世纪世俗王权需要获得宗教神权的加冕,中国古代政教关系与这种模式相反,一直是世俗王权为宗教保驾护航,王权根本就不必事先获得宗教神权的加冕,虽然王权往往会利用宗教势力巩固其地位。东晋高僧释道安的千古名言可为此作证: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金刚经》的汉译,无疑是道安此言的典型注脚之一。本经六次汉译的六位译者,五人译经得到帝王直接护持,一人则由地方太守护法。

六次汉译前后如下:

1.后秦(或作姚秦)天竺三藏鸠摩罗什公元402年首译,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秦国主姚兴护法。

2.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公元509年二译,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元魏宣武帝护法。

3.陈天竺三藏真谛公元562年于广州三译,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时梁安太守王方奢护法。

4.隋三藏达摩笈多公元592年四译,名《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隋文帝护法。

5.唐三藏法师玄奘公元648年五译,名《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九会、卷五七七之《能断金刚分》。这次翻译因唐太宗病重,为了祈福,玄奘中断正常译事,熬至五更三点,一夜译成。因时间仓促,未及润色修改,玄奘自己不甚满意,但太宗已刊印一万册,颁行天下。

6.唐三藏沙门义净公元703年六译,名《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则天皇帝护法。

六译本除玄奘译本随《大般若经》收入《大正藏》第七册,其他五译本都收入《大正藏》第八册。

六译中罗什译本最早,也最为流行。义净译本最晚,但流通不广。吕澂认为义净本翻译最精确,其《能断金刚般若经讲要》即用此译本。

六译本在经文要义大旨方面其实差别无几,只是在篇幅和文字上互有出入。篇幅最短的是义净译本,最长的是玄奘译本,与罗什译本相差近三千字。除了翻译风格的差异之外,造成译本互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各人所依据的梵文底本不同。据玄奘高弟窥基所说,《金刚经》梵文本原有广、中、略之分,龟兹梵本(于阗本)与罗什译本相近,属略本;昆仑梵本与菩提流支、真谛译本相符,属中本。据印顺法师的看法,不同梵本不仅篇幅不同,而且所代表的学派也有别,罗什译本是中观学派的诵本,而其他五译本都是唯识学派的诵本。

玄奘认为,罗什译本在内容上存在以下最明显的缺失:

1.三问缺一:流通本“善现启请分第二”中,罗什译本只有“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二问,而玄奘译本则有“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三问。其他译本也都有三问,这是个很重要的差别。吕澂认为这三问对应的正是菩萨行的三总相——住相、修行相、降伏相,这三相菩萨行的每一个次第都缺一不可。他依据的不仅仅是唯识学派祖师无著的解释,还有中观学派祖师龙树的解释。

2.二颂缺一:流通本的“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中,罗什译本只有一颂“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而玄奘译本在此之外则还有另一颂“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义净译本也有二颂。当然,这种缺失不同于上一缺失,就对经义的理解而言,几乎无关宏旨。

3.九喻缺三:经文最后一颂罗什译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只有六喻;玄奘译作“诸和合所为,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有九喻。义净译本比喻与玄奘同。如不对每个比喻的差异做细微诠释,这种缺失对于经旨的理解似乎也无大碍。

4.八唯说四:罗什译本著名的“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玄奘译本有“八想”——“有情想、命者想、士夫想、补特伽罗想、意生想、摩纳婆想、作者想、受者想”。这种差别于经旨的理解影响似乎更小。何况义净译本也并非八想。但“相”“想”之别,有时对经义的理解却会造成甚大不同。

尽管罗什译本被玄奘指出以上缺失,但因为与其他译本相比它不但在经旨要义方面并没有多少关键的损失,而且还文字流畅,言简意赅,在各译本中流传最广、诵者最多、影响最大,历史上很多注解都选用它,连窥基作注也取它而舍其师所译,所以我们这里也采用罗什译本。罗什译本本无三十二分和标题,但因为坊间流通的《金刚经》几乎都按三十二分印行,为了随顺现实和方便分段,我们也加上三十二分和标题,但解义完全与标题无关,因为那些标题多与经文脱节。三十二分相传出自编选《昭明文选》的梁昭明太子萧统,但据学者研究,这种说法缺少足够的证据(参见顾伟康:《金刚经解疑六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55—60页)。

既然选择罗什译本,不妨在此对鸠摩罗什稍作介绍。鸠摩罗什,梵文名Kumarajiva,又译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略作罗什。意译为童寿。生卒年为公元344~413,一说公元350~409。东晋龟兹国(新疆疏勒)人,后秦僧人,我国四大译经家(其余三人为梁代真谛、唐代玄奘和不空)之一。父母都奉佛出家,素有德行。其父鸠摩罗炎出身天竺望族,后到龟兹,生罗什。罗什7岁随母出家,初学小乘经典。9岁随母赴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从槃头达多诵读杂藏、阿含等经。12岁与母返龟兹途中,在疏勒驻留年余,修习阿毗昙及六足论,从大乘僧人、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诵读《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复从佛陀耶舍授读《十诵律》等。后佛陀耶舍一直和他合作翻译佛经。罗什回龟兹后,广习大乘经论,讲经说法,成为中观大师。槃头达多从罽宾到龟兹,罗什晓以大乘宗义,使之垂信。于是罗什的名声大震西域,在汉地也有传闻。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苻坚派遣吕光攻伐焉耆,接着消灭龟兹,劫夺罗什至凉州。三年后姚苌杀苻坚,灭前秦,吕光于是割据凉州,自立为凉主,罗什随吕光滞留凉州达16~17年。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姚兴攻伐后凉,亲迎罗什入长安,入逍遥园西明阁,以国师礼待,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请罗什主持译经事业。此后十余年间,罗什悉心从事译经和说法。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在弘始四年(402)至十五年(413)期间,译出经论35部294卷。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首楞严三昧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及《十诵律》等。所译经典极为广泛,重点在般若系的大乘经典和龙树、提婆一系的中观派论书,内容信实,文字流畅,有些经典后虽有新译,仍难以取代,在中国译经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例如,三论宗之名即从《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论而来;天台宗(法华宗)实际创始人智顗选用他所译的《妙法莲华经》作注;他所译的《维摩诘经》也是七种汉译中最流行的译本。(https://www.daowen.com)

罗什门下名僧辈出,有僧肇、道生、道融、僧睿、昙影、僧导等,后世有“四杰”“八俊”“十哲”之称。

《金刚经》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巨大。中国佛教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禅宗、华严宗等各宗祖师都曾注解《金刚经》。声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的禅宗六祖、南宗禅祖师惠能,相传正是听人念诵《金刚经》而发心出家求法,并于五祖弘忍为他讲《金刚经》时,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而言下大悟。后来惠能讲法也常叫弟子持诵《金刚经》。

不仅在教内影响巨大,在教外《金刚经》的影响更是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劳苦大众,无不重视此经。唐玄宗将此经与儒家《孝经》、道家《道德经》作为释儒道三教最根本的经典。他还亲笔御注《金刚经》。宋代《金刚经》是出家考试的必考科目。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曾重编《金刚经集注》,还御笔作序。而且朱棣的集注本,明清以来颇有影响。

下层劳苦大众很多虽未必能解经义,有的老人甚至不识一字,但很多人对《金刚经》都能倒背如流。这不但是因为经中多次宣讲持诵本经可以具有无量功德,还因为持诵本经的灵验感应故事到处流传。宋代以后,持诵《金刚经》甚至成为一种宗教仪式,只要参与这种仪式,都有福德。这更容易增强和扩大《金刚经》对大众的吸引力和影响。

历史上《金刚经》还有其他语种的译本。现存的有藏、蒙、满、维吾尔、于阗、粟特等各语种译本。现代还有日、德、英、法、俄、意等各语种的译本。有的语种自然也不止一种译本。

《金刚经》现存三种梵文本,时间在公元五至七世纪之间,分布地区相距很远,这说明本经很早就流通广泛。

三、《金刚经》的古今注解

《金刚经》在印度就有很多大师注解。除相传为瑜伽行派创始人的弥勒所造的八十偈释本之外,还有无著《金刚般若论》(2卷)、世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3卷)、功德施《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2卷)。另外七世纪的师子月、月官和八世纪的莲花戒等也撰有论释,但无汉译本。

中国从《金刚经》译出直至近代,各家论疏注解不绝。相传至唐代即达八百家。宋代人所收集注疏,至今尚存五十三种。其中要者如下:

后秦·僧肇《金刚经注》1卷(存疑);

隋·吉藏《金刚经义疏》4卷(一作6卷);

隋·智顗《金刚经疏》1卷;

唐·慧净《金刚经注疏》3卷;

唐·智俨《金刚经略疏》2卷;

唐·窥基《金刚经赞述》2卷;

唐·惠能《金刚经解义》2卷,《金刚经口诀》1卷(存疑);

唐·宗密《金刚经疏论纂要》2卷;

宋·子睿《金刚经同刊定记》4卷;

清·徐槐廷《金刚经解义》2卷;

近代·丁福保《金刚经笺注》。

现代有印顺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收录于《般若经讲记》),吕澂的《能断金刚般若经讲要》(收录于《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二)。笔者对全经结构及各段经旨的解释,多依吕澂。

佛经的讲解、译注工作,近几十年来,教界学界的,专业业余的,一直有人在做。学界所作的《金刚经》译注,就笔者所见,近几年来较流行的有宣方的《金刚经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陈秋平译注的《金刚经·心经》(中华书局,2010年版)、王月清注译的《金刚经》(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等。

海外注解,日本有空海《金刚经解题》(1卷)、法树《金刚经诸译互证》(3卷)、光谦《金刚经破空论俗谈》(1卷)、楞伽道人《金刚经讲义》(1卷)等。另外,西方学界英译和研究《金刚经》的权威孔茨(Edward Conze,1904~1979)也有注解。

四、当代人读《金刚经》的一般意义

《金刚经》不但对整个中国佛教,而且对整个中国文化、艺术、思想乃至中国人国民性的塑造,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代人尤其是作为人类文明传承主体的大学生,即使未必要培养起佛教的情怀或信仰,即使未必要按照佛教的与其他任何宗教、哲学都不同的独特观点观世界、过日子、处人事,但如果我们认可我们当下的一切都包含了历史的基因,认可现在的一切都深深烙上了历史的烙印,那么阅读《金刚经》,不仅对于理解整个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思想,而且对于理解中国当下的现状,对于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国民性,都将不无裨益。而对那些对佛教感兴趣、关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现状的读者而言,如果能领悟本经要义,则至少可以独立自主地对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佛教状况做出合乎教理的判断,而不必人云亦云。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不同之处,一般读书人大多都能判别,因为那些宗教绝对不会把人人都可以成为上帝作为基本教义,而人人都可能成佛却是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但是,大部分读书人都未必能判断,现在社会上的很多佛教活动乃至佛教徒的很多行为,到底是符合佛教教理的真正的佛教行为,还是仅仅是打着佛教旗号、违背佛教教义的世俗行为?如果我们能用心领会《金刚经》的要义,那么上述问题即可一目了然。

当然,就像学习儒家经典一样,阅读佛教经典理解佛教思想也并不是或主要不是为了评论他人和世界,而主要是为了产生反求诸己、自立立人、自行化他的行动。虽然即使理解了佛经并将其理论付诸实践,我们也未必能具有菩萨那样的大智大悲,未必能像菩萨那样具有割肉喂鹰、舍身饲虎的舍己为人精神,未必能像菩萨那样具有“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气概,但也许我们至少可以因此而更好地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尽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并非佛教独有的戒规,而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教导,因此虽然仅仅做到这点尚不足以成为真正的佛教徒,但如果因为受了佛教独特思想的影响而更好地做到了这点,那也算是佛教独特理论在促进人类善行方面发挥作用的一种方式。儒释两家的教导要想对善行真正起到促进作用,最关键的就在于学习者自己要率先身体力行。如果学习二家理论就像学习其他有些学问那样,只是为了纸上谈兵,或仅仅是为了教导他人,而学习者自己却毫无诚意去行动,毫无行动去身教,那对于世道人心、世风民风的改善,也未必能起多大作用。

以上所说只是阅读《金刚经》对于当代人的一般意义。对于佛教修行者而言,任何时代学习《金刚经》,都是为了促进修行,做真正的佛教徒。成为合格的佛教徒,更精进地修行佛法,慈悲为怀,让一切生命都脱离烦恼系缚,获得清净自在,同时又不为这一切而起烦恼,这是学习《金刚经》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