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 导读
一、《坛经》的作者
《坛经》为惠能所述，弟子法海记录。《坛经》虽有不同版本，且各版本内容都有所差异，但各版本都反映了惠能的主要思想。惠能（638～713），一作慧能，俗姓卢，范阳（今北京大兴）人。幼年随父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父亡后随母移居南海，艰辛贫困，以卖柴为生。24岁时，得人资助，北上参学。唐龙朔元年（661）在黄梅谒见禅宗五祖弘忍。五祖令其随从作务，劈柴踏碓八个多月后，弘忍传衣付法于他（详情见经文）。惠能得法衣，奉命连夜潜行南归。
惠能南归广东后，于仪凤元年（676）正月初八到广州法性寺。正月十五日印宗为他落发，二月初八受具足戒。
开元二年（713），惠能卒于新州国恩寺。韶、广二州门人，迎惠能遗体至曹溪南华寺供奉至今。
唐宪宗时谥号“大鉴禅师”。宋太宗太平兴国年中（976～983）加谥“真宗禅师”；后由仁宗谥号“普觉禅师”，神宗赐“圆明禅师”谥号。
惠能是禅宗南宗的创始人，被奉为中国禅宗第六祖，号六祖大师。嗣法弟子四十余人中，以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等最著名，开后世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等五家七宗之禅。
除《坛经》之外，《金刚经解义》《金刚经口诀》相传也为惠能所作。
记录者法海，曲江（广东）人，生卒年、生平皆不详。初见六祖，问即心即佛之义，言下顿悟。
二、《坛经》的版本
《坛经》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版本。有学者认为《坛经》祖本成书时间当在713～732年之间，但今已不存。日本学者柳田圣山主编、日本中文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六祖坛经诸本集成》，共收入十一种版本：敦煌本（斯坦因本）、兴圣寺本、金山天宁寺本、大乘寺本、高丽传本（德异本）、明版南藏本、明版正统本、清代真朴重补本、曹溪原本、流布本（通行本）、金陵刻经处本。蓝吉富主编的《禅宗全书》第37册，把这11种版本悉数收录。另一位日本学者宇井伯寿认为，先后存在过的《坛经》版本多达十八九种。杨曾文则罗列近30种版本。
尽管版本众多，但是学界一般认为，真正独立的、具有代表性的版本大约有四种：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
1．敦煌本
敦煌本是目前现存的最古老的本子，全名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下署“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卷末题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法一卷”。杨曾文认为此本大概出现于733～801之间。此本是日本学者矢吹庆辉1923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书中发现的，1928年校刊后收入《大正藏》第四十八册。1930年，他又把原件照片收入《鸣沙余韵》。此本因为斯坦因掠走，故一般又通称为“斯坦因本”。
敦煌本《坛经》约12000字，文字比较质朴，不分章节品目。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把它分为五十七节，分别加以标题并撰文解说，于1934年以《敦煌出土六祖坛经》为名刊行。
现存属于敦煌本一系的版本还有四种：敦博本、旅博本、北图本、北图残本。前两种与敦煌本一样，都是全本。后两种是残本，其中北图本首残，约存完本文字的三分之一，北图残本仅存四行半。各种版本现在都有出版。（详情请参阅释明生主编：《六祖坛经研究集成》，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7页。）
2．惠昕本
惠昕本是北宋初年释惠昕的改编本，名《六祖坛经》，署名为“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述”。此本分上下卷，共十一门，约14000字。内容虽然与敦煌本有一些出入，但基本一致。增加了慧能得法归来避难、传五分法身香、朝廷征召等事迹。据胡适先生和铃木大拙考证，惠昕改编《坛经》当在北宋太祖乾德五年（967）五月，后有宋刊本行世，惠昕本的刻本已失传，后在日本京都兴圣寺发现抄本，因此又称“兴圣寺本”。日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等都是它的异抄本。
3．契嵩本
宋仁宗至和（1054～1056）年间，僧人契嵩又将《坛经》改编，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三卷（现存本一卷），十品，约20000余字。此本有明代成化（1465～1487）年间的重刻本。胡适以现存《坛经》的各种版本与敦煌本相比较，发现最早在内容上发生重大变化的就是此本，其后的宗宝本又在此本的基础上添枝加叶。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僧人德异在“吴中休休禅庵”刊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世称“德异本”，又称“至元本”。据有的学者研究，德异本很可能就是契嵩本，不过经文已不是三卷，而是一卷十门。十门名称为悟法传衣、释功德净土、定慧一体、教授坐禅、传香忏悔、参请机缘、南北顿渐、唐朝征诏、法门对示、付嘱流通。
今有高丽于元大德四年（1300）初刻、延祐三年（1316）重刻的本子存世。明代成化七年（1471）刊印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其品目顺序、文字内容与朝鲜流行的德异本相同。此成化本在明清时曾多次刊印。
4．宗宝本
光孝寺僧人宗宝再次改编《坛经》，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成书，题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十品，20000余字。这是明代以后流传最广且长期以来几乎唯一流通的版本。此本最早有元刻本。宗宝根据三个不同的底本增加了一些文字，对《坛经》作了一些修改。此本错误少，品名的概括性强，文字经过润色，比其他本子流畅优美，可读性强，因此成为明代以来的流行本，历代的重刊本有数十种。明代刊行的《南藏》《北藏》《嘉兴藏》等《大藏经》都收录此本。《大正藏》第四十八册也收录此本。
十品品名及内容如下：
第一行由，叙说六祖行迹、得法缘由，及为法性寺印宗说法。
第二般若，认为识自性即般若，即可见性成佛。(https://www.daowen.com)
第三疑问，应韦刺史的质疑，就达磨与梁武帝的问答，阐释“无功德”之义，又论述念佛往生唯心净土之旨，并针对在家修行者之问，示以“无相颂”。
第四定慧，阐述顿教法门以定慧为本，倡导住于定慧不二的一行三昧，提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三纲领。
第五坐禅，对外界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称为坐；于内了见自性不动，称为禅。
第六忏悔，解说自性五分法身香、无相忏悔、自心四弘誓愿、自性三归戒以及自性一体三身等法义。
第七机缘，记述惠能为无尽藏尼、曹叔良、韶州法海、洪州法达、寿州智通、信州智常、广州智道、青原行思、南岳怀让、永嘉玄觉、河北智隍等举示顿教禅要，揭示“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即心即佛”等南宗禅宗旨。
第八顿渐，阐述法本一宗，原无顿渐，因人有利钝之差异，故有顿渐之别。又叙述惠能为吉州志诚，就“戒定慧”，解说与神秀教法的差异。并叙及接化江西志彻、荷泽神会的缘由。
第九宣诏，记载固辞唐中宗神龙元年（705）迎请的宣诏，并为敕使薛简指示南宗禅法。
第十付嘱，先举示三科法门、三十六对法，阐明超越二边对待的中道义；次揭示“真假动静偈”“自性真佛偈”；末嘱咐弟子递代流传，莫令乖误。
虽然宗宝本掺进了后世禅宗对惠能思想所作的一些发挥，但惠能本人的基本思想基本上没有被歪曲，而且明代以来对世人影响最大的就是此本，因此这里选择宗宝本，以《大正藏》第四十八册所收为底本。
除了各种汉文本，《坛经》在历史上可能还存在过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译本，但目前仅发现西夏文本。此本目前共发现12页，史金波先生译为汉文，以《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为题，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
《坛经》之“坛”，意为戒坛、法坛、忏坛等，此坛据说是刘宋求那跋陀罗三藏所建，惠能即在此受戒。其实惠能说法地点并不限于此坛。
三、《坛经》的古今注疏与研究
本书历来注疏并不多，古人较重要的有：北宋契嵩的《法宝坛经赞》一卷、元代天柱的《注法宝坛经海水一滴》五卷、明代袁宏道《法宝坛经节录》、明代李卓吾的《六祖法宝坛经解》。
现代校释译注较多，根据所依版本系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敦煌本系统为底本，一类以宗宝本为底本。前者有：郭朋的《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杨曾文的《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李申合校、方广錩简注的《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潘桂明的《坛经全译》（巴蜀书社2000年版）、邓文宽的《六祖坛经——敦煌坛经读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后者有：丁福保的《六祖法宝坛经笺注》、魏道儒的《坛经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王月清注评的《六祖坛经》（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洪修平、白光注评的《坛经》（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尚荣译注的《坛经》（中华书局2010年版）、陈兵导读、哈磊整理、集评的《大学经典·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另外，还有徐文明以德异本为底本注译的《六祖坛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其中郭朋的《坛经校释》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敦煌本《坛经》校释，但他是以铃木大拙校释本为底本，而杨曾文、潘桂明皆以敦博本为底本。丁福保的本子是国内最早以宗宝本为底本的《坛经》注疏，而陈兵、哈磊整理的正是丁福保的《六祖法宝坛经笺注》。因为没有读尽各家注释，所以此处不打算一一做评价。如欲了解相关评价，请参阅释明生主编的《六祖坛经研究集成》（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和林光明、蔡坤昌、林怡馨编译的《六祖坛经及其英译》（台北：嘉丰出版社，2004年版）的相关内容。
台湾关于敦煌本《坛经》校释的主要作品有：印顺的《精校敦煌本坛经》（收入《华雨集》第一册，正闻出版社1993年版）、潘重规校订的《敦煌坛经新书》（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年版）、黄连忠的《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6年版）。
日本研究《坛经》的著名学者有矢吹庆辉、送本文三郎、铃木大拙、宇井伯寿、柳田圣山、田中良昭等人。
英译本《坛经》主要以宗宝本和敦煌本或敦博本为主，较重要的有十二种，其中最早的翻译者是黄茂林。黄译本以宗室本为底本，在中国和西方一再被编校出版，湖南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顾瑞荣编校的此译本。
其他外文译本有捷克文译本（1988年出版）、俄罗斯文译本（1989年）、西班牙文译本（1989年）、法文译本两本（分别是1992和2001年）。另外，德文分次从1930到1936年在Sinica杂志刊登（参阅《六祖坛经研究集成》，第104—110页）。
译注之类的成果除外，现代《坛经》研究影响最大的主要在文献学和禅宗史方面，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也不少，哲学层面的深入研究成果很少。
四、《坛经》的影响与当代意义
虽然学界认为《坛经》思想是般若思想和涅槃佛性思想的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惠能不主要是靠其天才而自悟佛法。惠能不识字，不能读经，但一听人诵《金刚经》心即开悟，初见五祖就知道佛性无南北，砍柴舂米八个多月就能作开悟偈而赢得五祖传衣付法，可见其佛法主要靠自悟。不过其所悟契合佛说，不违佛理。而佛理本是一味，无论般若涅槃。无论是惠能提出的自性作佛，即心即佛，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还是他所说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定慧一体等，几乎没有一点是出于佛说之外的新理论，因此，惠能的伟大不能由此而论。惠能的伟大在于，他根据当时中国佛教徒的实际情况，应机施教，方便说法，提出针对性极强的修行法门。“方便为究竟”本是佛所说的圣言量，但真正能做到深入浅出、游刃有余而开宗立派的，在中国佛教史上恐怕也就是惠能。可惜且可悲的是，虽然惠能强调他的法门只是针对上根利根之人，只是一种应机方便之教，可是很多人不是自居上根而强修顿教法门，就是认为顿教法门是适合于所有众生的不二法门，从而导致禅宗浊流、逆流、末流的泛滥，最终几乎消解了真正的佛教精神。
惠能及其《坛经》对禅宗所起的影响，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分。曾经一度，由惠能开创的南宗禅几乎独霸了中国禅的天下，而佛教的中国化正是主要体现在南宗禅。因此，在中国佛教著作中惟有《坛经》被尊称为“经”，可谓当之无愧。《坛经》不仅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对中国思想、诗歌、书法、绘画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由今视昔，尤其如果从世界文化一体化的眼光来看，从现代学术体系来看，从哲学和科学的长远发展来看，惠能及其《坛经》对整个中国思想乃至中国佛教本身的影响，虽然不能不说是惠能个人的巨大荣幸，但未必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后世禅宗是如何借着惠能的影响，打着惠能的旗号，与惠能本人的思想渐行渐远，与佛教本来的精神追求貌合神离，这些且不说。单就陆王心学之流和其他很多非佛教徒的读书人而言，他们都因为误解或偏爱惠能的思想，认为直觉顿悟的思维至高无上，从而使自己越来越懒于培养哲学所必需的严谨精微的逻辑思辨能力，越来越疏远科学所必需的对象化的理性思维能力。而正是逻辑思辨能力和对象化的理性思维能力的低下，导致了整个中国在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日渐落后于西方，并由此长期陷入被动挨打的屈辱境地。虽然我们今天借着世界一体化的便利，乘着改革开放的大好政策，可以最快地借鉴吸收利用主要是由西方首先创立发明的各种科学理论和技术，但由于我们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至今还是对逻辑思辨能力和对象化的理性思维能力心存排斥，使得我们今天在科学理论乃至尖端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水平，整体上还很难说可以自立于西方，至少与我们悠久辉煌的历史相比，似乎极不相称。因此，既然大力传播包括《坛经》在内的各种传统文化经典在当下已不仅仅是学院内的学术行为，而且还是富有伟大政治意义的时髦事件，那么，至少对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复兴中华民族之主力军的广大大学生而言，我们必须强调，如果因为惠能《坛经》提倡直觉顿悟的思维，我们就鄙视排斥逻辑思辨能力和对象化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那就是对惠能创造精神的背叛，就是对我国悠久灿烂文明的抹黑，这不是弘扬，更谈不上复兴。
从个人的特殊禀赋而言，惠能不可学。因为他不识字，几乎是靠其天才而自悟佛法，而天才不可学。（当然，如果从佛教善恶报应、三世轮回的思想来看，天生的禀赋是过去无数数世行善所感招的善报，因而天赋也是可以通过每个人主观的努力而获取的，只要努力行善修行即可）。从思想的创造性而言，惠能也不必学。因为惠能尽管几乎是自悟佛法，但他自悟的一切佛理都不在佛陀所说教义之外，他所做的不过是根据中国佛教徒的实际情况，用自己的话，应机方便示教而已。但是无论在当今还是将来，《坛经》总还是值得一读，并不是因为不读它就弄不懂佛教，就做不了中国的佛教徒，而是因为读懂了它也许有助于提高对末流狂禅的免疫力和识别力，可以破除对《坛经》的迷信——如果与印度佛教经典对照着读的话，当然，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唐宋以来的整个中国文化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