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转变与理论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历了一个思想成长和逐步转变的过程。青年马克思恩格斯起初深受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信仰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不久又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影响，并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在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艰苦的理论探索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世界观上逐步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在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各自的思想转变和理论探索。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并成为该报编辑。1842年至1843年初在编辑《莱茵报》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社会现实中物质利益比法的原则更为有力量，黑格尔哲学与现实社会生活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困扰着马克思，他开始对黑格尔哲学产生怀疑和动摇，并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越来越大，这促使马克思对其做重新研究。1843年，马克思开始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着重研究了思维和存在、思想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揭露黑格尔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第一次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著名论断，指出人们的物质关系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关系。
1843年底，马克思写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并于1844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在这两篇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些属于或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从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阐述了宗教的作用和危害，剖析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本质，指出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宗教里表现出来的苦难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和抗议。同时，马克思揭示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特征，提出推翻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马克思论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要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结合。“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6]《论犹太人问题》则提出了“人的解放问题”，全面阐述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关系。政治解放的实质主要是指资产阶级革命，不等于人的解放，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7]。马克思阐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揭示了资产阶级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的虚伪性，强调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当然，此时，马克思还未明确将共产主义革命与消灭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还没有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1844年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同年写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理论是《手稿》的中心思想，异化劳动是由于占有关系而产生的异化或者外化。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8]在《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表现，一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二是劳动本身与劳动者本人相异化，三是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四是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变异化劳动为自由自觉的人的劳动的必然途径。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变异化劳动为体现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理论同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了。此篇手稿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但又存在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以及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论证经济事实的重要性的同时，又强调从人的本质出发，因此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1845年春天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科学阐述了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和实质，同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为创立新世界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9]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不从人的主体出发，仅仅从物质出发，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原因在于不了解人的实践活动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同时，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仅仅从人的主体出发，强调人的主动性，却忽视了人的受动性。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唯心主义，而是对两者的超越和扬弃，是新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0]新的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其立脚点是人类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同时，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性、革命性和批判性。恩格斯后来评价《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12]。《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形成。
与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完成思想转变不同，恩格斯的思想转变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现的。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至1844年1月，恩格斯撰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并于1844年2月将其发表在《德法年鉴》上。这篇大纲论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起源、作用和影响，阐明了私有制条件下竞争的后果，竞争必然导致工人与资本家、地主之间的矛盾的激化，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导致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大纲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不合理和非人道性，明确提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根源，强调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和后果。恩格斯还批判地考察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认为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古典经济学，都是私有制关系的理论表现，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因而都是不科学的和伪善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和第一篇文献，明确提出消灭私有制、全面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思想，展示了从唯物主义、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历史前进趋势的方法。马克思称其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13]，标志着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当然，《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不足之处在于恩格斯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劳动价值论的科学价值，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对私有制的批判主要侧重揭示其反人道性。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探索和唯物史观的问世。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巴黎会面后，两人开启了终生合作，共同致力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事业，作出艰辛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斗争。1844年9月至11月，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提出了一系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露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清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表明同唯心主义决裂。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忽视人民群众历史作用而强调思想在变革社会中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理解，任何在历史上能够实现的群众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思想’或‘观念’中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而同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14]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宣扬自我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绝对性作用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自己学说的开端，在他们思想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们又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与费尔巴哈的本质区别，没有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界限。但这部著作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即将诞生。
1845年至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集中批判改造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系统地论述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自觉地清算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影响，既与唯心主义又与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标志着唯物史观的问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第一次明确提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5]，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6]。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阐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从经济事实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证共产主义的特征及其必然性。共产主义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7]。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消灭普遍的贫困状态，才能建立起普遍交往。共产主义不是地域的历史现象，而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逐步消灭了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引起了各个工业国家阶级关系的简单化，无产阶级成为世界性的存在。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是改造现存社会的实践，“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8]。总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和确立。但上述《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部著作在当时都没有公开发表。随后，马克思又对唯物史观做了深入阐发。1846年12月，马克思在给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和经济理论，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9]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回信，而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1847年，马克思出版《哲学的贫困》。《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写的，这部著作使《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第一次得到公开阐述。《哲学的贫困》在批判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如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基础的阐述，对生产力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的阐述：“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0]马克思还进一步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揭示了工人阶级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根本改造的真正的社会力量。《哲学的贫困》是唯物史观公开问世的第一部著作，为唯物史观的传播打下了基础。这篇文献被看成是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重大理论成果，被恩格斯称之为“我们的纲领”[21]。至此，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