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义问答体与理论阐述体

所谓“文体”就是文章或论著的体裁和形式，由此体现出文章或论著的不同类型。文体是文字风格的基础，不同的文体在写作方式和风格上有不同的要求，应该根据文体的要求来考察和衡量文字的表达及其风格。《共产党宣言》的文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文字的独有风格。而《宣言》本身的文体也有一个探索和选择的过程。

其一，教义问答体不合适。《共产党宣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从其创作史角度看，它还有两个前身性的稿本。前两个稿本是恩格斯写的，分别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采用的都是问答体。其中，前者是22个问题，后者是25个问题，都是自己提出问题，然后作出解答。这种体裁实际上延续了西方传统的教义问答体。在欧洲历史上，基督教会在对普通信众进行教义灌输的时候，通常采用这种问答体。教会人士梳理出《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中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加以解释，或者将人们在对教义的理解上存在的难点和困惑列出来，分别作出通俗简明的解答。可以说，这种文体在西欧已经比较流行而成熟，特别是对于普通群众是比较适宜的。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撰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采用了这种教义问答体，而且在此基础上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也没有改变这种体裁。

但是，恩格斯通过撰写这两个稿本，对这种教义问答体的局限性有了明确的认识，并向马克思提出了改变文体的建议。他在1847年11月23日至24日从巴黎去伦敦之前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不要采用那种教义问答形式，而把这个文本题名为《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或多或少要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适。”[1]恩格斯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在名称上，这个文本不要叫“信条”，而要叫“宣言”；二是在叙述形式上，不要采用问答体，因为这种体裁不便于叙述历史。就是说，要全面地废弃教义问答体，不仅要废弃它的名称（“信条”本身就是教义问答体的叫法），而且废弃它的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

从名称上来讲，废弃“共产主义信条”的说法，而代之以“共产主义宣言”的说法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即把共产主义与宗教区分开来，把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区别开来。“信条”是宗教的说法，指的就是基本的宗教信念，代表着该宗教信仰。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也包含着理想信念，但它与宗教信仰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初期，许多人特别是底层的工人群众，一时还分不清这两种信仰的根本不同，而是从与宗教的相似性比附中获得初步的自我认识。甚至像魏特林这样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家，也把两种信仰混为一谈，用传播宗教的方式去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者同盟最初的党纲稿本采取教义问答的形式，或多或少也是与之有关的。

从叙述形式上讲，废弃一问一答的形式，是为了进行必要的历史叙述。一问一答的写作形式有其优点，便于简明地解答人们的疑问，但是不便于系统地进行历史性叙述，因为作者不可能在每一个问题解答中都要叙述历史过程。如果那样，不仅会有大量的重复叙述，而且也不利于简明地解答人们的疑问。恩格斯在撰写前两个稿本时应该是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缺陷的。而这种缺陷对于《宣言》的任务和使命来说是一个致命的不足，因为《宣言》必须讲清楚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讲清楚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为此就必须追溯历史，描述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线索，以及无产阶级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宣言》本身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正是这样写作的。

而且，《宣言》中进行历史叙述的必要性不仅在于讲清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观点和意图需要，而且也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考察科学社会主义问题的需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重视历史研究的治学方式的体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观察和分析问题的锐利工具。他们正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阐释资本主义，阐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因此，《宣言》的历史性叙述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同时，也要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事理论研究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历史的研究，重视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他们总是把一定的事件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加以考察，并追踪这些历史条件本身的变化以及引起的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进行历史性叙述，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熟悉的最拿手的写作方式。

此外，放弃问答体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种体裁不具有宣告功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问答体只具有对内部成员的思想解释和教育功能，而不具有向世界作出宣告的功能。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不再是一个密谋的组织，而成为一个公开的政党，它就应该公开宣告自己的成立和存在。而且，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世界性无产阶级政党，当然更需要向世界作出宣告。《宣言》就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显然，用教义问答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

其二，理论阐述体也不合适。恩格斯写的第二个稿本即《共产主义原理》可以说是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向《共产党宣言》转化的过渡形态。因而在名称和形式上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的叙述仍然保留了一问一答的形式，也可以说在表达形式上延续了教义问答体。当然，在这里，恩格斯除了保留原来的一些问答外，还增添了许多新的问答。而且一些原有的问答也充实和进一步完善了。总之，理论性比原来明显增强了，而且里面也包含了一些历史性的叙述。可以说，就问答体而言，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已经相当完善了，也是一篇比较经典的文献。即使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也可以把它作为对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文本。把它与《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学习，肯定有利于对《宣言》思想内容的掌握。有些在《宣言》中讲得比较简略和凝练而不好理解的话语，可以在《原理》中得到通俗性的解释。

另一方面，恩格斯开始了一种新的文体即理论阐述体的尝试。他改变了“信条”的名称，而代之以“原理”，这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而原理本身则是一种理论阐述体的名称。也就是说，虽然具体形式上仍沿用了旧的思路，但恩格斯从总体上已经不按信条问答的要求来撰写，而是开始了理论阐述体的尝试。特别是在有些篇幅比较长的问题解答中，恩格斯已经铺开进行叙述，既包含着历史性叙述，也包括理论性阐述，句式也明显地离开了简单的教义问答，而变成一种正面的叙述，也从一种主观性话语的叙述变成一种客观性话语的叙述。“信条”是主观指向性话语，而且是宗教性话语，表达的是人们的主观信念和态度；而“原理”则是客观指向性的话语，是知识性话语，它表达的是对客观事物内在机理的理性反映。二者的叙述方式是不同的。正是这样的客观性叙述才是符合“原理”要求的。但可惜囿于问答的形式，恩格斯不可能对共产主义原理做更多的展开论述。

但是，恩格斯也并不主张用“原理”来代替“宣言”。他带来《共产主义原理》的底稿给马克思作参考，但明确表示应该用“共产主义宣言”作为名称。恩格斯为什么也放弃“原理”的名称呢？从文体的角度来看有何必要呢？应该说“原理”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名称，共产主义当然会有自己的原理，也应该有自己的原理。而且共产主义者应该认真学习共产主义的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讲马克思主义“原理”或“基本原理”。可见，“原理”的叫法本身没有毛病。但是问题在于，就作为党纲的文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叙述自己的理论原理，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作出政治宣告。而“原理”不能很突出地体现这种政治宣告的功能。

而且，“原理”往往是一种正面叙述或理论阐述，是一种概论体，它可以讲得全面而清楚，便于人们系统地掌握新的世界观，但是它通常并不具有政治宣告特别是历史性宣告的功能。另外，在叙述方式上，理论阐述体也无法作出激情式表达。它的娓娓道来、静心析理的风格，不适合作为对外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