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者同盟”的改组与《共产党宣言》的创作
工人运动和反对私有制的斗争不仅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而且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恩格斯曾经说过：“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22]
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政党的第一个步骤是1846年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第二个步骤就是对正义者同盟的改组，为第一个无产阶级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做了积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正义者同盟是由流亡到法国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于1836年组成的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受魏特林主义的影响，奉行“人人皆兄弟”的口号。1839年5月12日，同盟在巴黎参加了布朗基正义者发动的四季社密谋起义。失败后，其领导人卡尔·沙佩尔和海因里希·鲍威尔先后被捕并被驱逐出境。他们到伦敦与约瑟夫·莫尔一起重新恢复同盟组织，于1840年2月加入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1846年改称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使之成为同盟的外围组织。在法国、瑞士和德国也恢复或重建了同盟支部。此时，同盟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等领导人在伦敦开展工作过程中强烈意识到魏特林主义等思想的错误和理论的局限性，并努力寻找新的、正确的革命理论来指导同盟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探索的同时，积极投身于直接的工人运动之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正义者同盟建立了联系，并通过正义者同盟在各地的小组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小组。
正义者同盟中莫尔、沙佩尔和鲍威尔等领导人积极支持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和各种设想，并在1846年7月17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你们的通讯委员会的成立，就像实现整个计划一样，使我们极为高兴。但使我们最为高兴的，还是你们打算召开的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我们认为，这是振奋精神和使我们的宣传工作取得统一的唯一办法。”[23]但是，他们的头脑中还存在着魏特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等流派的影响，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思潮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因此，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不同意开展思想斗争，而是要求通过“冷静和兄弟般的讨论”来消除各种团体和派别间的分歧。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这种情况作出清醒的判断：建立无产阶级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就是解决党的指导思想问题，需要进一步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已经成为正义者同盟的紧迫任务，这直接关系到同盟的前途和命运。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批判了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魏特林是正义者同盟的思想领袖，其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财产共有共享，建立人人平等。魏特林的学说反映了陷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手工业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在德国工人运动初期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很快被正义者同盟接受为指导思想。但是，魏特林没有真正认清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属性，不了解资本主义要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客观规律，他所追求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空想。1846年3月20日，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克思同魏特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表面看是因为出版问题引发的，而实际上是两种世界观之间对立和斗争的具体体现，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根本分歧，最后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魏特林完全彻底决裂。在这场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态度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热烈支持。伦敦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也积极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大削弱了魏特林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力。这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终战胜了长期在正义者同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正义者同盟的指导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改组正义者同盟，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创造了思想条件。
其次，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真正的”社会主义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础，宣扬一种以“爱”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1846年5月，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反克利盖通告》，批判了克利盖把共产主义变成了关于爱的痴语。《通告》的发表，给克利盖以沉重打击，为改造正义者同盟进一步扫清了道路。
再次，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蒲鲁东所设想的是一个能够充分满足小资产阶级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的社会，在他的理想社会里，应当有“工商业自由”，实行“保险互惠”“税收均摊”，能够向穷人提供福利，建立医院、育婴室、养老院和退休基金。蒲鲁东把这个理想社会叫做完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革命途径上，蒲鲁东反对采用革命斗争手段，主张实行和平的社会改良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社会。蒲鲁东勾画的美妙蓝图在正义者同盟内部有一定的市场，这严重影响了正义者同盟的成长和发展。尽管蒲鲁东用种种美好动听的词句来粉饰自己的学说，但其反动性是不可掩盖的。1847年，马克思撰写《哲学的贫困》一书。在书里，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观点，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应该把无产者组织起来，开展政治和经济斗争，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创造条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批判斗争中，正义者同盟的指导思想在逐渐发生变化，同盟领导人也产生了改组同盟的愿望和要求，旨在建立一个以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指导的强大的共产主义政党。在此愿景的引领下，他们积极向马克思和恩格斯靠拢，并希望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思想体系也需要正义者同盟这样的国际性工人组织去宣传和实践。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各种条件已经成熟，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可能性正在向现实性转变。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召开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倡议，于1846年11月发出了第一个告同盟书，即1846年的“十一月公告”。公告提出了召开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847年1月，同盟委派约瑟夫·莫尔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晤，表示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代表大会上阐明自己的观点，并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改组正义者同盟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了参加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工作，为改组正义者同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847年6月2日至8日（或9日），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议，大会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废除原有的“人人皆兄弟”，代之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的、富有战斗力的伟大口号。大会没有形成新纲领的最后方案，只把恩格斯执笔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作为基础，发给支部讨论。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最具有进步意义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从此，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对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原理》进行了讨论，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宣言，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行动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改组正义者同盟的过程中，在充分吸收《共产主义原理》观点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酝酿，创作了《共产党宣言》，并于1848年2月在伦敦正式出版发行。《共产党宣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纲领，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建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4]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科学理论，它只有通过指导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实践活动才能转化为科学的思想武器，进而才能够创造出改变整个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