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社会思想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人，更是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宣言》结构严谨，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特征进行了科学研究，全面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规律及其向全球扩张的趋势，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同时，《宣言》揭示了共产党的先进性这一本质属性及其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伟大的历史使命，论证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共产党的性质和特点，阐明了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宣言》全面驳斥了当时诽谤与攻击共产主义的种种资产阶级谬论，深刻地批判了当时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思潮，彻底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宣言》为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也为全人类的最终解放树立起伟大的旗帜。
第一，《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同国际工人运动第一次结合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者从此可以用崭新的世界观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类历史新纪元。随后中国人民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形形色色假社会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今天识别种种真假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今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第二，《宣言》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指明了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在这以前，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独立运动，前者局限于知识分子，后者主要局限于工人，缺乏理论指导的工人运动只是零星的、自发的，多数是经济斗争。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极大地妨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促进了这两大运动的合流。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找到了物质载体，《宣言》把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武器交给了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武器，加速了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转变为自觉的政治斗争。从此，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其每一步发展都打上了社会主义的烙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转型。
第三，《宣言》全面论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纲领和策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同纲领。《宣言》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一系列观点，已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与发扬，并在革命实践和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共产党成立近一百年的成功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是贯穿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整个过程的根本原则，是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必须坚持的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科学的理论原则，只有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才能带领中华民族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四，《宣言》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科学地评价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和它的内在矛盾，指出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的，是由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170年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失，进而在当今世界表现得更加复杂。在空间范围上拓展为全球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与世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在形式上也有新的变化，但资本剥削劳动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只是剥削手段更加精巧，剥削范围更加扩大，剥削程度更为深化而已。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虽然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但并没有超出《宣言》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扩张的实质和发展趋势。
第五，《宣言》对资本主义建立世界市场并向全球扩张过程的描述，揭示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第六，《宣言》的创作和完善的过程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19世纪70到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欧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历史状况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宣言》撰写了七篇序言，它们根据时代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宣言》的主要思想。《宣言》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正确的，是指导各国政党革命实践的一般原则，而在具体应用中，必须将这些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5]。这些序言昭示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
[4]《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390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10]同上书，第135页。
[11]同上书，第13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16]同上书，第151-15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
[18]同上书，第16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40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21]袁雷，张云飞：《马克思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2页。
[2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