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现状
虽然限于学力，本书的研究范围是晋宋佛学论题转换，但本书的考察视野是以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为着眼点的。在中国佛学研究中，通史性的著作、重要的文化观念、学术方法、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是首要的关注方向。
汤用彤从佛教史学的角度阐述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大体上对晋宋之际的重要佛教思想家的研究主要采取的是单独立传的模式。同时汤用彤的治学方法和文化观点，对本书的学术研究和中国文化考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根据其长期研究的心得，对中国佛学的传译、典籍、师说、宗派、传播区域及思想渊源等穷原竟委、条分缕析，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为我们了解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指出了一条线索。任继愈主编的史论与范畴学相结合为特点的《中国佛教史》，摒弃以经解经和任意发挥的写作方式，主张“不是用佛教说明历史，而是用历史说明佛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剖佛教史。详细介绍了东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佛教状况，不仅有对人物、流派、观点的描述，也有专门对佛学经典的分析。牟宗三的《佛性与般若》全书以佛性与般若两种观念为纲领，且以天台圆教为发挥中国佛教哲学最极致之思想。其中第一部以“佛性”与“般若”二观念作为解析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关键性概念，牟宗三认为中国佛教后来发展的各种义理系统，无非是对此二观念的不同理解及演绎。方立天的《魏晋南北朝佛教》问题意识在于，在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思想历史背景下，探究佛教哲学是怎样调整内容、怎样中国化的，追寻中国佛教哲学形成、演变、发展的轨迹；总结佛教哲学对中国固有哲学的刺激、推动和影响，彰显中国佛教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采用历史与逻辑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解释和阐述中国佛性。该书对佛性思想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与论证，也与印度的佛性学说进行了细致的比较。潘桂明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第一卷阐述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重点探讨了:什远之争的文化史内涵；早期般若学的玄学化思维如何转向中观学派的中道思维，这种遮诠式思维又如何被逐渐消解并为涅槃学表诠式思维所取代；《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原理及其“本觉”学说如何发生作用；挖掘了学界少有关注的僧叡、萧衍等人的佛教思想。潘桂明的中国思想史的立场，和对思维方式转换的考察是本书写作的重要依据和思考路径。
董群的《中国三论宗通史》的学术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比较全面、系统、清晰地初步呈现了三论宗的发展历史、思想演进、相关人物的主要观点。第二，比较清晰地体现了三论宗史的发展规律，即三条线索，由般若学派、三论学派到三论宗派的逻辑主线；般若、中观类经典的译经史线索；《肇论》的研究史线索。第三，对三论宗迅速消亡的原因从内外两个方面作出了几点分析，这对佛教宗派的发展可能有一些启示。
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对中国中古社会初期对佛教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并促成其传播的各种文化和社会因素给予的关注。其中心思想:佛教在中国并不是一种思想模式或哲学体系，而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高度纪律化的行为方式，其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的传入，并且佛寺在中国的存在所引起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知识分子和官方的态度、僧职人员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以及修行团体与中古中国社会逐步整合，这些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在早期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总体而言，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与分析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是本书对社会文化背景考察的参照文献。
杨维中的《中国佛教心性论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佛教心性思想。中国佛教心性论的主体部分是由如来藏思想及其“性觉”说而来的，但是近代佛学界对此难以取得共识。尽管该书并非直接针对中国近代以来对于如来藏思想的批判以及现代日本“批判佛教”本身，但作者对此问题也有专门的回应。书中的一些结论有助于廓清对于如来藏及本觉思想的指责。第一，该论著一方面试图拓展佛教心性论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又试图在以修行解脱为特质和终极价值的佛教心性论与作为“哲学本体论”的佛教心性论之间，寻找其共通性与理论连接点。中国佛教心性论打通了本体论、修行解脱论与人性论的隔阂，将三者较为完满地结合为一体。因此，中国佛教心性论具有人本化、人心化、伦理化、形而上等特征。第二，该书通过对隋唐佛教四个理论色彩特别鲜明的四大宗派心性思想的分析，概括出佛教心性思想的基本问题与理论体系的框架。隋唐佛教心性论的理论体系由“心体与理体”、“生佛与佛性”、“唯心与唯识”、“心性与解脱”四个环节构成。隋唐佛教诸宗，特别是理论色彩浓厚的天台、法相唯识、华严、禅宗，由于对于“心”、“性”二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释义各异，因而对于生佛关系及其佛性如何落实于众生的心体之中等重大问题的回答亦各不相同，并由此形成了四种各具特色的心性论范式，即天台宗的“性具”范式、法相唯识宗“藏识”范式、华严宗的“性起”范式以及禅宗的“自心”范式。该著依照此线索，对隋唐主要宗派的心性论思想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许抗生的《僧肇评传》指出僧肇所处的东晋十六国时代，正是我国佛教的“始盛”时期，其时僧肇服膺鸠摩罗什所弘传的大乘中观佛学，撰写了我国佛学史上的名篇《不真空论》等佛学论文，从本体论和解脱论两个方面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大乘中观佛教哲学思想，并把印度佛学与我国的老庄玄学结合起来，使我国佛教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唐秀莲《僧肇的佛学理解与格义佛教》从现象学的立场对玄佛进行了考察，提出非常精当的观点[2]，把僧肇思想放在玄学的脉络里。在研究视角上的创意，表现在不取纯理论视点上的对勘的方式去探寻僧肇思想与佛、玄的异同，而是置入魏晋之际玄、佛交涉的具体历史情境，揭示僧肇对二家的吸纳和推进，同时体现了对二家的创新。作者不取“分别心”，不过多关注僧肇到底属“以道释佛”或是“以佛释道”或是“佛道掺杂”这种派别的辨别并予褒贬。玄学(道家)从对存在世界的检视出发，借解构经验事物的对待关系而破去执心，佛学从对知识世界的检视出发，借辨破经验名相的信实性而化去执心，二者入路有别，却都成就了超越。至于在超越层面上或亦有所差别，在理论上固亦可以有所分疏。然而，在信仰与精神追求上，却应该是共许的。该书致力于辨明二家的这种“共许”性。
竺道生作为晋宋之际佛学思潮转向的关键性思想家，其资料分散，少有学者能够做出全面的考察与评价。余日昌的《竺道生的佛教思想研究》具体分析了竺道生佛学的核心“实相本体”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价值，描述了竺道生佛学与同时代的佛教思想家慧远、罗什的区别，指出他的佛学在改造印度佛学本体论与建设中国佛学本体论中的突出贡献与重要意义。作者给出理论假设[3]并力求予以证明。在这个理论结构中，该书强调竺道生提出的所谓“佛性我”所具有的本体意义。
具体到晋宋般若学到涅槃学佛学论题转换的专门性研究，目前尚未专著，只有两篇论文:《从般若“空”到涅槃“有”——晋宋佛学论题转向的社会文化背景考察》[4]和《涅槃“有”与般若“空”义理论争的发展——从庐山慧远到竺道生》[5]。这两篇文献分别从社会文化背景和思想学术论争展示了晋宋之际的佛学状况，为本书写作提供了思路上的参考。
姚卫群的《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用了较大的篇幅详细地阐述了大乘佛教般若思想的“源”，即般若学说与婆罗门教、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渊源；勾画出般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其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认为完整准确地说明中国佛教思想史乃至中国汉代以后的思想史，离开对佛教般若思想的了解是不可能的。
《佛教的“涅槃”观念》[6]一文主要从涅槃一词的主要含义，它在印度佛教史上的形成、发展、影响及在中国的传播的考察，以及对佛教的涅槃观念与婆罗门教的解脱观念之间的关联的分析，从中发现，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都涉及涅槃观念，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涅槃观念有明显差别，涅槃观念传入中国后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中国佛教宗派的不少重要理论都围绕涅槃观念展开。
有关《般若经》中的般若思想对印中佛教中的其他大乘经及印度中观派或中国三论宗外的其他佛教派别(主要是大乘佛教派别)的影响问题似乎探讨不多。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对汉译《般若经》的思想内容分析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对《大般涅槃经》等经典做了比较好的理解。杜继文的《汉译佛教哲学经典》是其长期研究汉译佛教经典，着力厘清繁杂佛教哲学的精要之作，考察了大乘经典中的《维摩诘经》、《妙法华经》、《华严经》、《大般涅槃经》等。
关于慧远与罗什之争的研究:吴丹的《〈大乘大义章〉研究》[7]由慧远、鸠摩罗什二人的讨论内容为线索，结合慧远与罗什现存的其他著作，对《大乘大义章》进行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文本分析，还原慧远、罗什二人所以立论的基础，确切反映二人在此书中所表达的思想。论文将《大乘大义章》中的重要概念进行解释和分析，并从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着手，将《大乘大义章》置于印度佛学中国化的客观历史过程中，通过慧远、罗什二人理论来源以及思想内容、思维方式的对比，展示《大乘大义章》对中国佛教义理的发展。
刘贵杰《对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佛学立场的再检讨》一文采取义理分析与史料参证并用的研究方法，首先，从问题的类别与性质切入，对《大乘大义章》做出较全面的考察与诠释，阐明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的种种提问，与传译未备、法义会通的时代课题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人之根本关怀，则着重在佛教整体义学的判释与融通，而非对相异观点的破斥或质疑。其次，援引史料、分析思想，揭示出慧远圆融总摄的思想性格，并重新诠释其法性论与神明论，证明慧远之思想非囿于毘昙学的法体实有说，而是更近于竺道生以降的如来藏佛性说，给予其较为合理的思想定位。最后，依据前述论证，究明远什问答背后的深微心迹，以彰显出《大乘大义章》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与贡献。
关于僧叡的研究论文:潘桂明《论僧叡的佛学贡献》[8]一文认为，长期以来，学界予“关中四子”中僧肇、道生等学者已充分重视，但对僧叡则缺乏必要关注。僧叡精确把握佛教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指出各个历史时期佛教思想的特色，在充分肯定罗什中观学的同时，不失时宜地提出建设性意见，并对佛教思想的发展方向予以展望。僧叡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使他成为个性鲜明的佛教思想史评论家。《僧叡的生卒年代与思想》[9]指出:僧叡不仅在推动般若学向涅槃学的转换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禅教合一的倡导者。通过总结早期的般若学，僧叡进一步肯定了罗什所传大乘中观学说的殊胜。《僧叡思想研究》[10]文章指出:僧叡旨在摄受印度佛学，判摄中国佛学，因其生当魏晋玄学衍盛与般若思想流行之际，故有其时代与学术背景之限制，然以其谦虚内敏，博通经论，乃能剀切般若、法华、禅观之真意，深契佛教哲学之本义，而有其判摄思想之特色。《僧叡与晋宋之际的涅槃学转向》[11]对当时僧叡所处时代的思想背景作一论述，并探讨了僧叡在晋宋之际的涅槃学思潮转向过程中所做的工作。
关于僧肇的研究论文:关于僧肇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尤其是老庄思想对僧肇的影响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争论，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这方面有刘国梁、龚隽、田文棠等人的文章。潘桂明的《僧肇佛教思想述评》[12]分析精到，论证纯熟，是重要的参考文献。
关于竺道生的研究论文:潘桂明先生的《竺道生的涅槃学说》[13]指出，竺道生以“理”范畴诠释“涅槃”概念，提出要以“证理”、“悟理”把握涅槃境界；又通过“佛性我”的论述，将中道实相理论与众生佛性学说结合，成为由般若学通向涅槃学的重要步骤。刘贵杰在他的《竺道生思想之理论基础》和《竺道生思想之理论特色及其价值意义》两篇文章中，分析了竺道生的佛性论思想，认为道生的佛性论是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的产物，并通过将道生佛性思想与他人的比较，指出了道生佛教思想的特色。另外，方立天在《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14]中认为竺道生的佛教思想实为禅宗的渊源；潘桂明在《道生、慧能“顿悟”说的歧异》[15]中对此持相反观点，并系统剖析了两者的重大歧异。
关于慧远:方立天对慧远进行了深入研究，撰有《慧远评传》[16]和《慧远及其佛学》，后者是国内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系统论述慧远的第一部专著，详细探讨了慧远佛教思想的内容、特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