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心与佛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因受佛教理论的冲击，在人性理论方面开始作出新的构思，并逐渐朝形而上学的方向展开，进入哲学思辨的领域。魏晋哲学的突进，以玄学对两汉经学的批判和反省为起点，清除了汉代的阴阳象数、谶纬神学，代之以简洁精微的义理之学。般若学是佛教以纯理论形式进入中国上层社会的开端；直到东晋，它始终是佛教中的显学。

般若学的“中道实相”有着哲学思辨和出世间精神境界。涅槃学逐渐取代般若学。涅槃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大般涅槃经》，该经提倡“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能成佛。涅槃学派的中心议题是有关佛性的有无、成佛的可能性等。随着这一思潮的兴起，使得对般若性空的研究转入涅槃佛性的肯定。杨维中指出:“魏晋时期，有两种势力或明或暗地决定着中国佛学的发展趋向:一是玄学之本体论；二是传统思想之实体观念，特别是灵魂(神)不灭论。”进而认为:“两种势力合汇，使得原本隐含于印度中观学中的‘本体’化趋势尤其彰显出来”，“中国佛教心性思想之丰富与此极有关联。”^[1]

儒道两家论心有一定差别，罗安宪指出:“虽然道家亦有所谓本心之论，甚至亦认为此一本心与人之本性有关联，但道家认为人之本性为自然，与此相关，人之本心亦是虚静；虽然道家亦认为心为人之精神主宰，但更突出心为人之精神状态与精神生活；虽然道家亦讲修养，其修养却不在心上作功夫，而是保守心之原本之清净灵虚。”^[2]深层而言，儒道同源，都是对殷周以来天人之学的延续，表达如何在天人相参中以安个体性命。先秦老庄哲学所追求的体道境界，到了魏晋玄学时期就演变成证体达本、返归冥极的圣人境界理论。

僧肇是用老庄玄学的语言来表达佛教般若学的涅槃思想的。僧肇佛学与老庄玄学之间存在着最高境界上的相通性。僧肇的庄玄表达包含着庄玄道家的圣人意蕴。道家肯定万物的实有，道则是自然的生命本体。从僧肇的般若中观学立场来看，道是一种无相真谛理而已。沉淀于僧肇精神世界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其能够在佛玄理论的差异中发现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僧肇将玄学圣人境界理论融会于佛教涅槃观念中，在形式上来看，类似于六家七宗般若学的做法。僧肇对玄学圣人境界理论与佛教涅槃境界的融会，是在贯彻中观般若学缘起性空原则下所做的创造性的理论发挥，仍不脱离佛教涅槃概念的范畴，本质上仍属于佛教的解脱理，不完全等同于玄学的圣人境界说。

竺道生将涅槃理解为一种人生境界，与中国的内圣传统接契。先秦的儒道都讲天道，天道与人生是相通的，其既为宇宙本体，也是人性本源。人只有在当下的现世生存境遇和生活方式中体悟人性本源，从而上达天道，与天道相契，实现人生境界的超越。孟子的“尽性”，庄子的“道通为一”，都是这种体道的方式。道生肯定实相涅槃的实存性，顿悟佛性而得涅槃，与传统的内圣方式有着很大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