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与假名

晋宋之际，佛学核心议题——空性与佛性的转换，始终是在玄学精神的影响之下进行的。我们可以通过对言意之辩的讨论来理解中国哲学对于真理和本体的把握方式。不论是僧肇还是道生都不可能脱离他们的语境。一方面，言意之辩作为一种方法，在晋宋佛学核心议题转换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道生云:“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高僧传·竺道生传》)其思考路径正是沿着魏晋玄学“言意之辨”中“言、象、意”之模式而展开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包含着一种反语言的态度和立场^[1]。虽然这股潜流与中观学派对语言概念的批判立场相结合，但随着晋宋佛学思潮的发展，中国佛教对语言的思考逐渐超离了玄学的语言观。

佛教认为一切事物皆性空假有，表述事物的语言文字也是如此。一方面，“真谛”不可言说，佛教主张“不立文字”，强调亲证、直觉。另一方面，佛教承认语言的描述和表达功能，“为真谛而说俗谛”。任继愈指出:“关于真、俗二谛的定义和论证方法方面，确实与玄学的言意之辨有相似之处。具有玄学观点的佛教徒，往往以‘真谛’、‘第一义谛’为‘天道’，为‘本无’；以玄学家的‘言’、‘象’为‘俗谛’。既得鱼可忘筌，既得天道，则可忘言象。然佛教般若并非教人忘却俗谛而执着真谛，连真谛也不过是方便施设，不能当作实体来认识。”^[2]虽然玄、佛语言观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般若中观学这种对语言的超离立场却与玄学追求玄远精神的旨趣有着相似性。

许理和注意到了印度佛教学说的异质性，并指出:“在经典传译过程中，语言的转换与汉语佛教思想方式的生成密切相关。”^[3]经典的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而语言转换的背后是思想方式的改变和重构，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概念或范畴的运用影响着佛教的汉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