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佛学论题转换的原因

晋宋之际，涅槃学替代盛极一时的般若学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无论是般若学还是涅槃学，这些学说兴衰的原因，不能单从某个思想家或某本经论中寻求解答，仍需要由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传统及思维方式等种种因素来加以解说，才能呈现出更清晰的轮廓。

4世纪下半叶的东晋南朝，襄阳道安年间(365—379年)、庐山慧远(约380年后)等僧团由于远离中央管辖，间接地与王室相关，在地方士大夫的支持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同时也更为明显地受到北方佛教的影响，他们的思想理论呈现出南北佛教糅合的趋势和特征。“北方佛教强调虔心修行、禅定和法术，直接延续旧译时代的经典；南方佛教相对思想化，是玄学与大乘观念的特殊结合物，以《般若经》、《维摩诘经》为基础而深于本体论思辨。”^[1]当379年道安接受苻坚的命令从失陷的襄阳来到长安时，北方佛教开始了新的篇章。“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中亚和印度的传教者及经典和思想的持续涌入、大型的译经工程、国家的资助和监督，以及伴随着一种新的注释方法和翻译技巧，出现了一批(大小乘)佛经和论典。”^[2]可以认为，北方佛教是在王权的资助和掌控之下的王室佛教，与国家意识形态密切相关。5世纪初，长安罗什僧团与庐山慧远僧团的交流使得北方佛教的因素逐渐为南方所知。大约在416年，北方的政治形势引发了长安僧团的裂变和分离，出现了僧人大规模移往南方的情况。“新思想和学说的宣传导致南方佛教的重新定位，并最终导致中国佛教宗派的产生。”^[3]4世纪末5世纪初，北方佛教的历史是一个复杂的主题，涉及王权对僧团、教义的态度和影响。在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佛教已经深植于士大夫圈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