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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新闻的重要性客观上对做好时政报道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要做好广播时政报道、达到更好的报道效果，就需要在报道形式、内容等方面不断进行变革乃至创新。然而，长期以来，时政新闻报道的改革首先受到历史环境、民主政治进程和改革开放程度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是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从1940年成立的第一天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四五年间，新闻节目主要是播送新华社的文字稿件，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广播时政新闻同通讯社和报纸的新闻没有多大的差别，并且时效性也比较差。1955年4月中央电台专门采访、报道国内重大政治和外事新闻的时事政治组（1983年以后为时政部）正式成立，标志着国家电台的广播时政新闻采访步入正轨，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独立的政治、外事采访工作。从此，中央电台播发我国重要政治、外事活动的报道都由中央电台时政记者承担。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晴雨表的变化，广播时政新闻报道的形式、内容和指导思想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或潜移默化，或不得不为之。可以说，广播时政新闻的改革从新中国广播时政新闻诞生时起，就在悄悄地进行，但由于时政新闻同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其变革是受到种种客观因素制约的，加大改革力度显得尤为迫切。

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思想解放的序幕，中央电台的广播时政新闻报道也逐步开始稳定和正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时政记者不再无端地受到冲击，人员相对固定下来；另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报道的内容和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些时政事件报道的演变和报道形式、内容的前后对比，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时政新闻改革的大势所趋和历史必然。

外事报道方面，因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也只有40多个国家，所以，那个时候的外事活动不多，但活动规模比较大。一个部长级的外宾来访，除了有关领导人外，还要有四、五千名群众到机场迎接。外宾要在机场检阅三军仪仗队，并绕场一周接受群众欢迎。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除了机场的一套仪式外，从北京建国门到钓鱼台国宾馆的马路两旁要有几十万群众夹道欢迎；去外地参观访问时，各地都要有几千人的欢迎场面。有时为了政治需要，还要加码。这些，时政记者都要一一详细地报道，这样，有时中央电台的重点新闻节目常常超过预定的半小时时间，甚至整个节目都是时政新闻。唯时政新闻是瞻，在那时可以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繁冗的外交礼宾程序，是当时我国所处国际大环境的需要，无可厚非，但从新闻报道角度来讲，不能不说是失之偏颇。

外事新闻写作，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基本上还是“老三段”，即“某某人什么时间、地点会见了谁；什么气氛中进行的；有哪些人参加”。在今天看来，这似乎不可思议，因为现在人们关注的是谈了些什么。那些充斥在广播里的“老三段”不能不说有“外事八股”之嫌。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礼宾改革以后，迎接外宾的程序大大简化。这主要是我国的务实外交所致。应该说，这更有利于两国间在政治、经济上的交往。这一变化，客观上使外事报道从简，报道内容主要以会谈为主，抓住大家关心的内容进行报道，而欢迎仪式和参观活动则从简，广播里一般只一句话带过。由于报道透明度增加，外事报道的内容较以前充实，“老三段”式的报道也大大减少，一般不太重要的外事动态消息才偶尔用之。随着同我国建交国家的增多（目前已达170余个国家）和我国参与国际事务影响力的增大，外事活动空前频繁。参考国际上的一些做法和我国的外事特点，我国领导人同外国国家元首、政府总理、议长的会谈或会见，因影响大，要突出报道，但篇幅不会过长，对内对外政策的一般性论述除非情况特殊，可以不作报道。如果几位领导人分别会见同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政府总理或议长，可作综合报道，内容要有所侧重。领导人会见外国部长、议员和一般外宾，若无需要，对外发消息，对内也可以不报道。

政治报道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党代会、中央全会、人代会、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委会等重要会议发表消息以外，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活动，很少当即报道。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随着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我国领导人的政务活动比以前更加繁重，大众对国家的政策和方针日益关心，渴望了解；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逐步健全，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不再把一些重要的决策视为秘密，而是通过传媒迅速地晓之于天下，这就促使政治报道更加及时，内容更加丰富，报道量也比以前明显增多。

笔者下面谈一下“广场新闻”和“名单的学问”，回眸其变迁的轨迹，从中可一窥改革开放后广播时政新闻改革的一个方面。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在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游行几乎是“家常便饭”，可以说，天安门广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是我国许多重大事件非常典型的见证者。从194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向全国直播开国大典实况伊始，凡是在天安门广场的大型活动，必有中央电台的现场直播，这可算作是那一时期广播时政新闻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为亲身经历者，从1969年到中央电台时政组起，笔者就同广场报道结下不解之缘。第一次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现场直播，是196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庆典，接着是采访“五一”“十一”等节日庆祝活动和政治集会活动，笔者因此而多次登上天安门城楼。1971年国庆节前夕，由于林彪叛逃，取消了已经准备好的大游行，笔者花费很大心血写成的转播稿也付之东流。在这以后，游行改成了游园，天安门广场的活动逐渐减少。唯其少，才弥足珍贵，一旦在广场上举行活动，就显得很重要，影响会更大，新闻性会更强，这也是和以往广场活动的不同之处。1984年的大阅兵就是一例。这是多年来党和国家对我军的首次检阅，为国内外所瞩目，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式。通过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特别是广播、电视的现场直播，广场阅兵产生了很强的冲击波。但这种活动毕竟不多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天安门广场基本不再举行大型活动，其原因主要是务实的风气在全党和全国渐已形成。例如，新中国成立45周年庆祝活动，就是以10月1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举行群众大联欢和放焰火的形式来庆祝的，不再有领导人的讲话和各阶层群众的大游行，但气氛很祥和、喜庆。这样，就促使新闻报道的规模相应减小，报道形式也有所改变，趋于轻松、活泼。

另外就是“名单”的学问，这里的名单就是指我国主要领导人或相关国家政要的名单。谓之学问，一点也不过分。在时政报道中，名单常常非常重要，一些重大活动主要领导人出席与否，名单排列顺序如何，往往使观察家分析出国家政治生活的微妙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和其他原因，使上自国家领导人下到新闻记者，对名单的准确性甚为关注，用力最著；而“文革”期间，政治生活的极不正常，导致领导人更换频繁，加之封建名位思想的影响，名单上的差错，竟然会成为政治错误。这就使记者不得不在名单上加倍小心。在广播现场直播中，核准出席活动的七、八十位领导人名单则更为艰巨。所以在当时，上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下到各部部长乃至各国驻华使节的名字，时政记者都要背熟。

自从1970年“五一”节焰火晚会实况转播中，笔者因排名单问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严厉批评后，中央电台的广播基本上是按周总理的要求去做的，一般都是采取在转播中先简化名单，然后在重播的录音新闻中报大名单的办法。回溯时政新闻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由被报道对象方面所促成的改革未必都是从新闻改革角度来考虑的，比如，周恩来总理对广播名单的看法，虽然促使了中央电台广播时政新闻在这一方面的改革，但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因为名单错误而大动干戈的事也不少。1970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焰火晚会。新华社消息中漏发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名字，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得知后，竟责令已经印好的近40万份《人民日报》全部收回改版重印，当事记者也受了处分。可见名单在当时何等举足轻重。现在，像前面提到的七八十人的名单都要报道的情况不再有了，重播时也不会再补齐，一般只报主要领导人的名单就可以了。记者也不再会因为复杂的名单而战战兢兢，怕犯错误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政治生活日益民主和稳定，对从名单上猜测或透露某种信息不再那么敏感了，更主要的是，所报道的内容比以前更加丰富，有新闻性，名单的罗列于新闻报道确实无所补益，地位自然也就不那么突出了。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时政新闻报道逐渐打破被一家或几家新闻媒体所垄断的局面，这也是时政新闻报道的一个显著变化，尤其是在外事报道方面，已从原来的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三家扩大到人民日报、中新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等多家。全国“两会”报道，也不再是过去几家新闻媒体统天下，而是包括地方媒体在内的几十路诸侯各显其能了。通讯社、报纸、电视和广播的报道特点不尽相同，过去只用一份通稿，哪里能够体现出不同媒体的宣传优势呢？单说广播，一味地等新华社通稿，就会失去几亿听众。这种诸多新闻媒体并立的局面，导致时政新闻报道形式的多样化，使时政新闻更全面，更有活力，更有效果，给原本枯燥的时政新闻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还有一个可喜变化就是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会制度的实行和推广。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外交部就已采用“吹风”制度和记者招待会制度，即主要的外事活动由外交部新闻官员统一口径，向记者介绍会见或会谈的主要内容，然后，各新闻单位各取所需，编发新闻。这同国外的一些做法相似。现在这种做法已经被普遍采用，如，国家部委基本上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牵头，一些部委定期向中外记者回答人们关注的一些问题，新闻发言人既做好本部门的代言人，同时也为记者提供报道线索和内容，更为记者把好关，使媒体的报道更具有了权威性和准确性。

2003年4月，中央有关部门《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出台，在操作层面上触及了改进时政新闻的问题，给正在探索中的广播时政记者带来莫大鼓舞，时政记者无疑是获得了一柄权威的尚方宝剑。这一举措，为改进创新会议报道和领导人活动报道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并产生了有目共睹的积极效果。

从上述可以看出，时政新闻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革变化的。这些变化首先离不开历史的进步、政治环境的宽松，亦即被报道对象这一客观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透明度、政策开放度逐渐增加的良好氛围中，媒体、时政记者通过积极探索，改革创新，更为新时期的广播时政新闻带来了全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