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喉舌 阶级工具：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国营广播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之中，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就明确提出了“发展人民的广播事业”要求。广播业受到了执政党高度重视。
新中国广播业的性质是国有国营，人民广播的定位则从党的喉舌升格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从1949年启动私营广播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国上下就建立起统一的国有国营广播体制和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广播宣传网。在此期间，国家不仅承担了广播播音台的建设，还领导和搭建起遍布城乡的收音网，力图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广播的最大覆盖。
建国初期的党和政府，不仅“在生产上领导人民”，还特别强调要在思想上领导人民⑤。而广播可以使中央的声音“一竿子插到底”，让基层群众“坐在火炕上都能听到北京的声音”，因此广播成为国家塑造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1956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的第32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起，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这种政治层面的高度重视和财政领域的倾斜性拨款，造就了中国广播普及率的超速发展。“各地广播收音员背着收音机下乡，帮助农民听广播，使得我们的农村中有了最现代化的文化生活，农民们真正有了‘千里眼’‘顺风耳’，多少年的幻想开始实现了”。⑥到1957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做到了不管天气怎么变化，甚至刮大风下大雨，全北京、全中国的广播听众，从上午9点45分起，都可以从收音机中收听到天安门前的实况。⑦
其次，金字塔形的广播事业体系，保障了中央声音的最远传播。国有国营事业体制使广播业处在“全国一盘棋”中，并逐渐形成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塔尖，地方台为塔基的庞大的事业体系。这种参照苏联模式建立的金字塔形广播体系，无疑可最大限度保障中央声音的远播。
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贯彻中央意志、传达中央精神的同时，还采取“北京时间”报时，从而与旧时代的广播实现意义上的“切割”。随后开播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新闻和报纸摘要》《广播体操》《小喇叭》《星星火炬》等知名节目，也凝聚了更多的共识，帮助人民建构起新的国家与国际认知。地方电台尤其是基层电台则在转播中央电台节目的同时，还播出一些自制节目，以实现在地化。
最后是强调广播工作的阶级性。早在195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中央广播事业局就明确了广播的服务对象问题——“所谓‘听众的需要’，实际上是指一定听众的需要”。⑧
纵观1980年以前召开的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都十分强调“广播电台是进行思想工作的机关”⑨，认为广播是“鼓动的工具”。很明显，这些认识主要是指对内广播。因为在当时的主政者看来，“当广播一进入劳动人民的生活中间，它就长了根，就成为党和政府对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战斗助手；就加强了党和政府与城乡劳动人民的政治联系；就经常地和逐渐地满足了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要。”⑩
这种对广播的认知和实践，显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从国内环境看，一方面，虽然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但它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还在从事破坏工作，其发自台湾的“心战”广播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另一方面，连年战乱导致的经济衰退和工业破坏也亟需新的调整，国民的精神与意志都需要鼓励。从外部条件看，在英美两国启动的“冷战”大幕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对立阵营已经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的是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3大措施，以BBC、VOA为代表的英美国际广播，则代表本国利益，持续不断地向中国听众发出各种蛊惑性信息。为抵御各种不利信息的侵袭，具有人皆可懂、无远弗届的传播效果的广播业，势必引起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由此，建构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国营广播业就成为唯一选项。
当然，纯粹的国营体制并非一定导致广播内容的高度政治化或强烈阶级性。历史的发展业已证明，在基本体制不变的前提下，不同时期的广播偏重与表现也有很大差别。而改革开放前的广播业之所以强调阶级性和鼓动性，显然也与那一时代的精神有关。众所周知，阶级分析法是共产党人观察、分析和改造社会的基本方法。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制度的设计基本单元也是“阶级”，中国“人”是阶级的人。⑪尤其是极“左”路线横行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和国家喉舌的广播自然难以置身事外。某种程度上说，广播业始终是那个时代各项政治运动的当事“人”和口述者。
应当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新闻领域强调自身的工具性，强化传播内容的宣传性，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但过犹不及。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各项政治运动中，广播系统没有幸免于难，而是成了重灾区；连对外广播领域提出的“内外有别”这种常识性观点也受到批判，不能不说是政治单极化思维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