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腔调”：共情的广播语言探索

当广播受众人群因媒介网络下沉而得以重构时，面对这些全新受众，新闻生产机构应该以什么样的语言叙事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原有的面对工人、面对知识分子的广播语言，在面对农民广播时亟须调整“腔调”与“文风”。

既有的广播语言被视为不利于吸引农民收听，1959年，杨兆麟在《改进广播文风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在广播工作者队伍里……习惯于公式化、一般化、不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报道方法”，并指出“最大限度地吸引和争取听众，为尽可能多的听众服务，就成为广播工作的基本要求之一”。⑫如何争取更多的农民听众，新的广播语言应以何种面貌呈现？在当时并无现成答案，为此各地广播新闻机构做出了大量的探索。

一个最为普遍的探索就是在对农广播内容的生产中，“播新闻”被“述见闻”的形式替代。“述见闻”的说法来自江苏台的实践总结，为了更好地向农民广播，江苏台开办了诸多如“张队长谈生产”“老王谈新闻”“老李唱新人新事”等小专栏，通过一人独述和二人对谈的方式说新闻，“讲的时候如同亲自所见，亲耳所闻，有现场感”，也为此“要求记者采访更深入细致，要求广播员改变腔调”。⑬这种做法被各地对农广播普遍应用，如上海电台的《阿富根谈生产、谈家常》、浙江电台的《勤俭嫂谈家常》、江苏电台的《老张说新闻》、广西电台的《刘大姐谈心》、江西电台的《江保根讲故事》等。⑭

将广播语言改造成农民们耳熟能详的“闲谈”，在当时也遭遇到一些争议。当江苏省的实践探索在《广播业务》杂志刊登后，杂志编辑部收到的一封东北来信，认为“农村节目把党报社论改编成对话播出是不严肃的，是违背党性原则的；采用说新闻、谈心会等形式也违背了新闻真实”。为此梅益在1961年9月到南京视察时查阅了农村节目的播出稿件，并对江苏台的探索持正面鼓励的态度：

“我们搞广播宣传，对工人、对知识分子还比较容易，对农村就比较困难，如果做好了，就是打破一道难关，走上了阳关道……千万不要忘记广播是给人听的。你们要多向那些着重用语言来表达的文艺形式学习，如评弹、说书……在节目里采用对话、谈心会的形式，使内容容易为听众接受，也便于强调和重复。特别是对农民讲话，就要三番五次地讲，这在知识分子看来是啰嗦，但对农民来讲就要这样，这样能记住。”⑮

从梅益的讲话和杨兆麟的倡议中可以看到，俩人均指出了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区隔”，对农民的广播应该以农民受众为中心，通过使用受众乐于接受的语言来达到传播效果。通俗化的口语表达、啰嗦的信息重复，在面对农民这个受众群体时，反而能够有较为高效的信息传播效果。可以看到，当作为基础设施的广播渠道拓展重构了听众人群、当广播的农村渠道拓展成为重要的任务之时，针对不同听众的广播语言探索就有了必要性。农村不再是作为城市的附属存在，成为需要开拓的听众“市场”，要让农民能够参与到广播声音所营造的虚拟共同体中，作为再现媒介系统的广播需要自我变革，营造一个能够囊括最广大农民的全新声场，以便向农民宣传、教育农民、发展更多的农民听众。

对广播语言的改造，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遣词造句，而是用劳动人民的口语文化改造媒介声场。沃尔特·翁指出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不同，在用口语表达知识时，需要“把概念放进情景的、操作性的框架里”，这“贴近活生生的人生世界”，因而口语文化是更加移情的和参与式的文化，需要贴近认识对象、达到与其共鸣和产生认同的境界。⑯刘江在其《试探通俗化口语化》一文中，认为要达成这种共情，“首先就得改造我们的思想感情”，要将形象生动的劳动人民的语言纳入表达中来，“不改造自己的思想，不深入实际，不和劳动人民接触是不行的”。⑰

这种贴近农民的口语声场的制造，让广播“说到农民的心里去”的冲动，也促使专业的广播内容生产者贴近农村、农民，了解农民的话语习惯和日常生活，甚至参与到农村的生产建设过程之中。为此，广播记者进入基层采访报道成为了办好对农广播的重要途径，河北台在其经验总结中写道，“感情并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十分具体的……我们在农村看到公社化以后，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出现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劳动场面，真是激动人心……再播起稿来，感情就有了基础，再不是空洞的想象了”。⑱由此，在中国广播的声场中有了为农民而播报的声音，专业新闻工作者与农民在新的广播语言中实现了“共情”，“干部腔”的说教被摒弃，站在群众之中、用群众的语言播送成为了主流的对农广播报道模式，农民的生命处境、生产实践在广播语言中逐渐丰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