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新中国成立 参与组织波澜壮阔的“四二一”学生运动
1948年，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用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被歼灭，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被迫“引退”，两党开始国共和平谈判。
在国民党的大后方，物价飞涨，经济崩溃，民不聊生。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代替旧法币。当时，国民党政府以1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的比价收兑法币，强迫人民把手中持有的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同时限制物价。从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竟上升13万多倍。金圆券的发行额原限定为20亿元，到1949年5月竟达到679458亿元。仅仅几个月，金圆券就同法币一样形同废纸。然而，公教人员的薪金，与1949年新兑换金圆券时期只增加了12倍。
张全回忆，当时教他们微积分课的周教授，拿的是教授的最高工资，月薪1600元金圆券。到1949年2月，他的薪水只够买4支绘图铅笔。有的教授没有办法，只好让子女辍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教授们宣布从1949年2月24日起罢教，同时发出紧急呼吁，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保障教职工的最低生活。教授们的罢教行动，立即得到了学生们的声援，他们还发表了一份致重庆各报的公开信，呼吁政府重视这一问题，并以各种形式义务募捐为教授募集生活费。
国共两党经过在北平的多次谈判，最终国民党代表团都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协议，但蒋介石不同意。南京各大专院校，于4月1日，举行大游行，要求国民政府签订和平协议，国民政府武装镇压，死伤学生120多人，激起了全国学生的无比愤慨。重庆30多所公私立大中学联合成立了“重庆市学生‘四一’ 血案后援会”。后援会派代表到绥靖公署请愿，要求严惩南京血案的凶手，保证重庆地区不发生类似事件，但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随后，全市各校总罢课三天，并决定在1949年4月21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这个1949年4月1日，正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同一天，两条战线齐努力，赢得全国解放的早日实现。
国民党当局得知情况后十分紧张，一方面他们一反常态设宴款待教育界知名人士，要他们劝阻学生游行，还派出要员前往学校游说，想让学生放弃游行；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又颁布了特别戒严令，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甚至以密令的方式向全市军、警、宪、特颁发了《阻止各校学生“反动”游行实施办法》17条。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还采用血腥残暴的方式威吓学生。在沙磁区上演了一场鸣枪追捕所谓“逃犯”的丑剧，用卡车押来两个人，并把他们枪杀在重庆大学到四川教育学院之间的公路旁，以此威吓学生。同时借口“军演”，十步一岗，五里一防，部署军警布防，国民党政府决心镇压正义学生运动的嘴脸暴露无遗。
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重庆的广大学生迎难而上。“四二一”运动如期举行。张全回忆，当天早上，7000多名学生分别从各校向重庆大学团结广场集中，各校之间互相拉横幅以壮行色。这个学校喊：“三月里，桃花开，政府哪能这样歪？学生要吃饭，他说不应该，老师要罢课，他说故意闹，这个政府要不要？”那个学校就会对接：“民国成立三十八，除了一批大王八，国家搞得稀巴烂，民穷财尽没办法。”
上午9点，游行队伍按照既定的路线和顺序出发。“暴风雨，已来临，黑暗尽头是光明。”“手臂挽手臂，脚跟跟脚跟，此去很危险，路上要小心。” 喊着这样那样的口号，游行队伍与荷枪实弹的军警擦肩而过，游行队伍从容行进。
张全说，这次“四二一”学生运动影响非常深远。学生们的英勇斗争，由反饥饿发展到争温饱，由反迫害发展到争生存，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反动政权。这次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上的大规模革命群众运动，不仅充分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策应了解放大军胜利渡江，更重要的是空前提高了蒋管区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为迎接西南和平解放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张全作为这次运动1952级的主要负责人，也在斗争中经受住了进一步的锻炼和考验，被吸收加入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合会”。誓词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