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欧美布病防制治经验

1955年，张见麟从沈阳中国医大本科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由卫生部直辖的北京流行病研究所，他的布鲁氏菌病研究工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布鲁氏菌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它的传染源在中国主要是患病带菌的绵羊或山羊，其次是牛和猪，其主要症状是流产。广泛分布在我国北方内蒙古等广大牧区、半农半牧区及少数农村。人只要接触牛、羊、猪等患病动物，特别在接产、助产时，双手不消毒，就有很大可能性被传染。经过一到两周的潜伏期，便开始出现高烧的症状，一旦发展为慢性病，就会导致长期的关节疼痛，严重者都无法下床走动且经久不愈。

1949年前，中国只有少数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病例报告。1954年至1959年期间，中国北方尤其是内蒙古自治区、陕北、山东、河南等地区，由于畜群从小群合并为大群，流动频繁，而缺乏应有防疫措施，绵山羊布病暴发流行，随之人间布病发病率也逐步上升。1954年至1972年布病流行于中国特别是北方很多地区，已构成对中国健康及经济发展一大问题。当时中国防治布病是抄袭欧美方法，检疫-隔离-屠宰的综合措施。

正厢白旗布病联合工作队留影，摄于1966年8月1日

张见麟毕业后，正好赶上布病的高发期。他和同事们就成了内蒙古、陕北多地奔波的旅人，第一站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科右中旗，这是一个农牧业结合的地区，也是以后内蒙古布病的重灾区，许多农牧民在接生完羊羔之后，都患上了严重的布病。张见麟和同事们在内蒙古纯牧区正厢白旗找了一个废弃的奶粉厂，自己拉了电线（一次只能供电2 小时），建设了实验基地，研究如何防治布病。“条件是很艰苦的，细菌培养箱没电我们就用煤油灯代替，自己骑马或开车去牧民家收集流产羊羔，人力不够我们就在全国布病地区召集一批防疫人员共30多人组成联合工作队。”(https://www.daowen.com)

结合中国国情发明了一种简易的控制布病的办法：不用检疫，免疫家畜为主，更不需要屠宰。张见麟和团队成员一起，耗时7年观察了结果，最后证明该方法确实行之有效。“我们不需要照搬外国的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控制住了布病的扩散。”后来，张见麟防治布病的方法，在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召开的世界的布病大会上得到了国际上认可，其研究成果被列入大会的资料汇编。同时也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布病专家委员会第六次公报的认可，并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3年，张见麟被调到武汉市，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肿瘤病毒研究室负责开展单纯疱疹I型病毒的研究，也取得了良好成绩。1982年至1983年，张见麟去美国南佛罗里达州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免疫学系任访问学者，进修细胞免疫学，为以后继续在北京流研所开创布鲁氏菌病实验性细胞免疫工作中对布氏菌发病机理研究，除了国外的细菌感染及变态反应外，发现了新的机理，增加了免疫抑制作用。为今后应用中西药物开展实验治疗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他还在美国从事肿瘤病毒的实验研究，其中对小白鼠白血病细胞系GM979的免疫抑制因子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发现了两种不同分子量的免疫抑制因子，抑制作用具有特异性，其主要成分是一种大分子量物质，小部分是一种小分子量物质。“这个发现很重要，以第一作者在世界著名刊物《实验生物及医学》杂志上发表，也引起了同行的重视。”张见麟说，1984年他一回国，就回到北京原单位布病实验室担任研究员及室主任，开始了一系列布病免疫学和实验性治疗工作，基于这个发现，在布病免疫防治上，又取得了新的进步。

张见麟在布病领域的声誉日渐斐然。他在世界卫生组织亚太地区的中国布病研究和培训协作中心从事重要的科研协作和专业防治干部培训工作。在这两项工作中，他做了大量对外文化交流和培养了国内需要的专业干部。在事业上臻于成熟时，张见麟也不忘为布病研究室培育青年干部和研究生，充实布病研究领域的后备军力量。张见麟还当过一段时间WHO（世界卫生组织）人兽共患病顾问。

北京流行病学研究所布鲁氏菌病研究室第一任教授刘秉阳曾这样评价张见麟：“在我国布鲁氏菌病的调查和防治研究上，尤其是在流行病学各个方面工作中，他是我国从事这一工作学者中，是少数开拓者中的一个代表。” 从业至今，张见麟的学术成绩和造诣众所周知，其研究成果为以后中国开展人、畜间防治布病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统计，他发表过流行性学论文9篇，微生物学、免疫学论文42篇，病理组织学论文1篇；此外，还有微生物学专著及“现代实用流行病学及方法”中的篇、章，共计10篇；在《健康报》及《医学信息论坛报》上还刊登了他署名文章5篇，以及尚有未能公开发表的《建议》等及其他译著和校著，合计超过120篇，共约60万字。由于张见麟和同事在完成国家交给的防治重大多发传染性布鲁氏菌病中所取得的良好成绩，分别在1978年、1993年及1994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们被国家集卫生部授予三次科学进步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