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中国人不能被难倒啊”
今年是杨歌来俄罗斯的第十年。这十年的机缘巧合与跌跌撞撞，在杨歌轻描淡写又带着些许诙谐的讲述里，好像不过一瞬。可从一个努力融入俄罗斯社会的“俄漂”到多重光环加持的名人究竟有多艰辛，也许只有她自己知晓。
杨歌来自一个单亲家庭，从小由母亲抚养长大，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当初来俄留学也完全是冲着公费项目。
被莫斯科电影学院录取，意味着公费项目的终止，而电影学院光学费每年就要一万元人民币。为此，杨歌母亲卖掉了在北京的唯一一套房产，当时北京的房价不过每平方米一万出头。
语言是杨歌面临的另一个门槛，对于一个演员而言，这个门槛要升高数倍。
来俄罗斯的第一年，没有任何俄语基础的杨歌为了掌握语言，每天只睡四小时，但课程依旧只能听懂30%。进入电影学院后，课堂上开始有短剧表演，杨歌蹩脚的语言水平导致没有同学愿意跟她一起排戏。
“咱们中国人不能被难倒啊！”在接受采访的咖啡厅，杨歌旁若无人地大笑着说出这句话，“现在我的俄语已经是地道的莫斯科口音了，听声音就是个莫斯科土著。”
当时，她的应对方式是自导自演了一部戏，把一个中国人在俄罗斯缺少归属感的真实体验融进了创作里。这部作品惊艳了所有人，也彻底改变了导师与同学对她的刻板印象。毕业大戏中，杨歌成为女主角。
杨歌遭遇的另一部分困境来自她的任性与执拗。在第一部个人电影获奖后，她开始筹拍第二部。她想在俄罗斯用英语拍一部电影，但没有投资方愿意接受。
她苦闷了半年，但始终不愿意妥协：“我的电影，我只想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来呈现。”一场个人演唱会结束后，一位制片人找到了她，表示愿意出资，并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
老舍说，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化的曲折里。
在杨歌看来，生活中像这样的起起落落是没有尽头的，而她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好。“当你觉得生活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那就说明快好了。因为这条曲线到底了，它只能往上走了。”
现在，杨歌也确实一直在向上走着。音乐人、演员、导演的身份并行着，她如今的生活忙碌到要四个助理来打理。在她的手机日历里，是用各种颜色标注的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