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前嘉兴地区的书法概况
春秋时期，嘉兴名为长水，又称槜李，吴越两国在此争雄多年，后来被划归楚境。到战国时，在今嘉兴市域内，城镇林立，有“吴越八城”之说，除了主城、新城、何城、晏城、萱城、顾城、欤城、管城之外，还有射襄城、马嗥城等。南宋张尧同《嘉禾百咏》中有《吴越四城》一诗：“吴越争雄日，区区在用兵，空余争战地，无处不高城。”张尧同在注释时，指明四城为东顾城、西新城、南于城，北主城。[1]这一时期在书法文化领域，最突出的特征即是鸟虫书之大兴。鸟虫书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波及少数中原地区。就先秦国别而言，鸟虫书主要见诸越、吴、楚、曾、蔡、徐、陈、宋等国，流行时间长达二百余年；从传世器物数量来看，仅属于越国者，就多达七百余件。吴越地区的鸟虫书，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书法艺术的成就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些鸟虫书自然也成为嘉兴书法文化的源头。
嘉兴建制始于秦。秦代置由拳、海盐二县，属会稽郡。据元代至元年间的《嘉禾志》记载，周敬王时曾设长水县，秦时改名为由拳。秦代由拳县的辖境远比现今的嘉兴地域广阔，不仅包括现在的南湖、秀洲、桐乡、嘉善等地，就连上海的青浦、金山、松江以及苏州的吴江等地也大都属其治下。
两汉时期的嘉兴，是重要的海盐和粮食产地。著名文学家严忌即为此地人，另外还有名士周术、严助、朱买臣、陆闳、陆康等人，他们一道为此地之后文风的昌盛埋下了种子。吴黄龙年间由拳野稻自生，吴帝孙权以为祥瑞，改由拳为禾兴，赤乌年间改为嘉兴。吴国重臣张昭与嘉兴也有不解之缘。张昭虽然无书法作品传世，但是在历代文献中有其擅长书法的记载，他是嘉兴地区最早有案可稽的书家。唐代张怀瓘在《书估》中将其书法列为第三等。江都人皇象寓居海盐（今平湖）。皇象善八分、小篆，尤善章草，时有“书圣”之称。他的草书与曹不兴的绘画、严武的围棋、菰城郑妪的算相、吴范的善候风气、赵达的算术、宋寿的解梦、刘惇的星象，并称为“八绝”。后人评之“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袁昂《古今书评》赞其书法：“朴质古情，沉着痛快。”张怀瓘则曰：“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张怀瓘将皇象与书圣王羲之相对举，可见皇象创造的“相众而形一”的书风，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张怀瓘定其章草书为“神品”，隶书为“妙品”。晋代葛洪赞他是“一代绝手”。南朝宋羊欣则说：“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着痛快。”清代书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答熙载九问》中说“草书唯皇象、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殆右军所不及”，评价极高。皇象传世书迹有《文武帖》《急就章》《天发神谶碑》等，皆为不可多得的绝世之品。
两晋南北朝时政权东渡、文化南迁，嘉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时有“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之说。此时，嘉兴籍书家陆机以笔墨称雄。“声华四宇，价倾五都”，乃是其书法艺术的真实写照。陈绎曾云：“士衡《平复帖》，章草奇古。”清人吴升也在评《平复帖》时赞道：“若篆若隶，笔法奇崛。”除陆机外，这一时期的嘉兴籍书家尚有陆玩、陆晔等人。他们以行书驰誉，笔力瘦劲，深得钟繇之法度。此外，当湖顾野王擅长虫书奇字，南朝顾越称雄稿书。他们的书法艺术在历史长河之中都影响深远。
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为嘉兴地区带来了灌溉和运输的便利，嘉兴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唐王朝在嘉兴地区的屯田之所多达二十七处，有“浙西三屯，嘉禾为大”之说，可见那时的嘉兴已然成为江浙地区的重镇。嘉兴的粮食产量在全国也居于前列，是唐王朝重要的产粮基地。五代时期，嘉兴属于吴越国的势力范围，为加强管理和统治，钱氏在嘉兴地区设置了开元府。后晋时，因吴越王钱元瓘奏请，在嘉兴置秀州，领华亭、崇德、嘉兴、海盐四县。[2]隋唐五代时期，嘉兴籍书家主要有褚庭诲、顾况、唐希雅等。褚庭诲，盐官人，国子祭酒、舒国公褚无量次子，时人称为“小褚”，以临《十七帖》《兰亭序》名世。褚庭诲还工于楷书，《唐康公夫人许氏墓志》《唐华严玄览律师碑》等著名碑刻都出自他的手笔。《续书断》列其正书入“能品”。顾况，字逋翁，号华阳真隐，系唐朝著名诗人、画家、书法家，海盐人，有《华阳集》行世。顾氏擅长书法，较有影响，宋代的欧阳修、沈括等人均认为《瘗鹤铭》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五代的唐希雅也工于书画，时名甚巨。(https://www.daowen.com)
北宋时，嘉兴为上等州，宋徽宗赵佶赐名“嘉禾”。嘉兴人烟稠密、物产丰富，已然成为一个繁华有序的城市。建炎南渡后，嘉兴迅速成为繁盛的大都会。1195年，即南宋庆元元年，嘉兴郡升为嘉兴府，管辖嘉兴、海盐、华亭、崇德诸县。宋代祝穆称嘉兴“百工众技与苏杭等”，繁荣程度可见一斑。南宋时嘉兴地区的书画名人辈出，其中既有南宋第二位皇帝赵昚，也有著名文字学家娄机；既有集书画收藏之大成的岳珂，也有“横浦学派”的鼻祖张九成。此外，海盐籍的赵孟坚书法气度萧爽，有魏晋气骨；寓居羔羊里的王升，草书奇崛，潇洒飞动，有一时才名。
元代至元年间，设置嘉兴府安抚司，之后不久置嘉兴路总管府。此时的嘉兴人口稠密，财货丰盈，乍浦、澉浦等港口对外贸易频繁，是浙北苏南的重要城市。元代嘉兴地区的文化艺术承续了两宋的繁盛。在嘉兴的土地上，较为知名的书画名流主要有嘉善吴镇、海宁张雨、桐乡张伯淳、海宁陈宝生、嘉善赵衷、嘉兴陈子愚及方外书家释万金、释宗衍等。其中艺术成就最高者当数“元四家”之一的吴镇和宋代儒学大家张九成的后裔张雨。吴镇的诗、书、画有“三绝”之誉，他的草书取法怀素和杨凝式，笔势婉转遒丽，结体俊秀，苍郁秀逸，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草书《心经》卷，枯润两宜，苍秀互补，是其书法成熟期的精品之作。张雨书法得赵子昂指授，向上学习唐代李北海等人，进而登堂入室，远攀晋人，笔法清峻，字势雄迈，孤傲不群，飘飘然有神仙气质，被后世尊为方外书法宗师。倪瓒更评其“诗文书画，皆本朝道品第一，虽获片纸只字，尤为世人宝藏”。
明代宣德年间，析嘉兴，置秀水、嘉善县；析海盐、崇德等地，分置平湖、桐乡县，嘉兴一府七县的格局基本定型。此时嘉兴的经济更加繁荣，人民生活也更加富庶，棉布、丝绸远销国内外，王江泾镇的丝绸有“衣被天下”的美誉，嘉善有“收不尽魏塘纱”的谚语，桐乡濮院镇丝绸“日产万匹”，名闻遐迩。华亭钱福《记略》称嘉兴为“浙西大府”。
明代嘉兴的书法文化非常兴盛，书法名家不断涌现，而且呈现出了十分明显的家族性和地域性。本地书家知名者有王仪、沈懋孝、陈鼎新、周鼎、汤涣、李日华、李肇亨、戚元佐、姚绶等人。嘉兴的书法风气受吴门祝允明、文徵明和华亭董其昌等人影响较深。此外，书法品鉴、收藏之风也颇为兴盛，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数项元汴。项元汴，精于鉴赏，辨别真赝无人能及，所藏法书、墨迹甲于海内。据与项元汴同时代的人记载：“项氏所藏如顾恺之《女史箴图》等，不知其数，观者累月不能尽也。其他墨迹及古彝器尤多。其家累世富厚，不惜重赀以购，故江南故家宝藏皆入其手。”清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清兵攻破嘉兴府城，项氏藏品被千夫长汪六水所劫掠，散失殆尽。入清后散失的大部分藏品被收入内府。书法理论方面较具有代表性的当数项穆的《书法雅言》。《书法雅言》共十七篇，包括书统、古今、辨体、形质、品格、资学、规矩、常变、正奇、中和、老少、神化、心相、取舍、功序、器用、知识。项穆从儒学的角度出发，把书法推到“同流天地，翼卫教经”的地位，认为它可以“发天地之玄微，宣道义之蕴奥，继往圣之绝学，开后觉之良心”；书法是人格的表现，“心之所发”“运之为字迹”“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关于书法的学习，项穆强调内心修养，强调一开始便应注意精神与形式的互相渗透。此外，他还强调书法的正统性，把王羲之与孔子并列，排斥苏轼、米芾等人的书法，认为后世有成就的书法家，都不过是发展了王羲之的某一方面。明代嘉兴地区的刻帖也颇值得关注。海宁藏家陈元瑞穷其一生镌刻成了《玉烟堂法帖》《渤海藏真帖》《妙法莲花经帖》《玉烟堂集古法帖》《观复堂帖》等，这些刻帖具有极高的艺术、史料和文献价值。以至于董其昌言：“兹所结集历代名迹与石刻佳本，共若干卷。虽网罗千载，而鉴裁特精，黄长睿之《余论》、米元章之《书史》，元瑞或离或合，以意衷之，无取耳食。此帖出，而临池之家有所总萃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