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董书风的兴盛
满人在入关之前，就已经开始拉拢和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并且在这些汉族官员的建议和影响之下，开始了科举取士。定鼎中原后，清政府依然十分注重汉文化，尤其是帝王，他们对诗词、文赋、书画等艺术形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躬身实践，成就斐然。帝王的喜好势必会影响到臣下和百姓。清代王士禛曾言道：“本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顺治中世祖皇帝喜欧阳询书，而壬辰状元邹忠倚、戊戌状元孙承恩皆法欧书者也。康熙以来，上喜二王书，而己未状元归允肃、壬戌状元蔡升元、庚辰状元汪绎皆法《黄庭经》《乐毅论》者也。惟戊辰进士中工二王体者，首推海宁查升，以其族叔嗣韩兼习五经，拔置鼎甲，升遂抑置二甲。”[5]
这里王士禛主要列举的是应举所作的小字正书，其实不光是小楷，其他书体也如此。帝王的个人喜好，对当时书坛影响之巨可见一斑。康熙一朝中，擅长书法者，尤其是书宗赵、董者大多会受到皇帝的宠爱和重用，因此书学赵、董便成一时风气。书法优异的学子不仅科举考试时被录取的机会大大提高，一朝入仕，其政治生涯上也会比他人更顺畅。康熙皇帝还曾拣选翰林词臣中才品皆优者集聚南书房，为其拟谕、代笔。嘉兴籍以书法著称的高士奇、查升、陈邦彦等都曾先后入选。[6]
高士奇（1645—1703），宁波人，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晚年因其妻入籍嘉兴平湖。高士奇博学能诗，善书法，精考证，善鉴赏，所藏书画甚富，著有《左传纪事本末》《清吟堂集》等。
高士奇在康熙十年（1671）入国子监，试后留翰林院，供奉内廷，为康熙帝宠信。康熙十四年（1675）授职詹事府录事，不久升内阁中书。后历任翰林院侍讲、侍读、侍读学士、《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官、詹事府少詹。康熙二十八年（1689）随帝南巡，因追随姻亲徐乾学植党营私，与明珠一派争权夺利，贪赃枉法，于平湖置田产千顷，在杭州西溪广置田宅，后被左都御史郭琇弹劾，解职归里，居平湖。康熙三十三年（1694），奉召入京，充《明史》纂修官。曾三次随康熙帝西征，深得信赖。康熙三十六年（1697）高士奇以养母求归，特授詹事府詹事。康熙四十一年（1702）升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正一品，以母老未赴。[7]康熙四十二年（1703）卒，谥文恪。
高士奇款行草书条幅
如果称高士奇是一流的学者，那他怕是浪得虚名；如果说他是一流的书画鉴赏家、收藏家，那他确是名实相符。高士奇（江村）与梁清标（棠村）、安岐（麓村）并称清代书画收藏的“三家村”。高士奇平生精鉴赏，凡法书、名画，经其法眼，声价顿涨。其书画藏品主要收录在《江村销夏录》中。此书是高士奇解职后居嘉兴平湖期间用三年左右时间写成的。高士奇就所见法书、名画，考其源流，记其尺寸、材质及后人题跋、图记，一一志载，汇为此书。其写作体例与《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颇为相似，稍有不同者，唯间加评定之语，又将自己所作题跋一概附入。至此，古代著录书画之书的体例才开始严密有致。后来清宫内府编录的《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书画著作多仿效之。又因此书所录书画、碑帖皆高士奇亲见，记载更加详尽，卞永誉在编写《式古堂汇考》时将此书全部载入。可见此书极为鉴赏家所重。
高士奇书画水平虽未能达到一流，但足以传世。《山静居画论》称其“书法名于时，画亦高妙”，《中国美术辞典》谓其“善画山水，笔墨隽雅”。邑人葛金烺所编《爱日吟庐书画录》载：“有《仿宋仲温山水》轴，作于康熙庚午。江村不闻以画名，即著录家亦无从道及之者。是帧秀气灵光纷披楮墨之外，自题谓临宋仲温小画，定非他人捉刀可知。盖其天姿绝人，收藏既富，濡染自深，偶尔寄兴，动与古会，自非庸史所及。”
高士奇的书法以小楷和小行书见长，鲜有大字，其点画娴熟工稳，圆润温雅，可谓匀停方正、秀媚多姿，又有华贵雍容之相，就风格而言在赵孟頫、虞世南之间。其行书宗法董香光，行笔圆润流畅，但缺乏生气和灵性，颇为谄媚无骨。
对于高士奇的人品，后世评价并不高。就其过错而言，用三个词总结较为合适：贪赃枉法、结党营私、欺君罔上。如前所述，高氏利用权势之便在杭州建造别墅，在嘉兴平湖置田千顷。据《江村销夏录》中有明确标注价格的书画、碑帖核算，高士奇一生收藏字画总价值超过白银万两。高氏还将大量假画进呈宫禁，实乃欺君罔上、大逆不道。除了《江村销夏录》，高士奇还有一册书画收藏录，后世称之为《江村书画目》。这是一本高士奇私家珍秘的底账，记录了一些书画的真伪、精劣。翻阅此书，他的用心昭然若揭：做工精细的假画可以进献皇帝，真正有价值的名作真迹则自己珍藏。由是足见其品行之不端。康熙时甚至有民谣曰：“万方玉帛朝东海，十国金珠供澹人。”“东海”即徐乾学，“澹人”即高士奇。康熙二十七年（1688），山东巡抚张汧贪腐案败露，高士奇也在供词名单之列，因康熙有谕“勿滋蔓”，高士奇等未被追究。第二年，左都御史郭琇上疏弹劾高士奇，疏中详列高士奇之罪状，康熙帝因其受贿营私已触众怒，只能令其“休致回籍”。
徐嘉炎（1631—1703），初名焉，字胜力，号华隐，嘉兴府秀水县人，明兵部尚书徐必达之曾孙。徐嘉炎父徐肇森，为明末大儒黄道周的弟子。康熙十八年（1679），徐嘉炎由户部侍郎于可托荐举博学鸿儒，试列一等，授检讨，官至内阁学士。徐氏自幼聪慧，博学强记，有神童美誉。康熙二十年（1681）滇、黔平定，群臣献颂，徐嘉炎所作《铙歌鼓吹曲》《红门花火记》，皆得旨嘉奖。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充《三朝国史》及《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官，后因病告归。徐嘉炎一生勤勉，著述宏富，有《抱经斋集》二十卷、《焚余草》一卷等。
徐嘉炎款行草书条幅
徐嘉炎精通书法，宗法董其昌，还擅长篆书。康熙二十八年（1689）仲冬刊刻的《周大文宗学政碑记》，便记由“日讲官起居注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修撰徐嘉炎篆额”。
彭孙遹（1631—1700），字骏孙，号羡门、金粟山人等，海盐县武原镇人，彭期生子，彭孙贻从弟，与王士祯齐名，时号“彭王”。彭期生为刘宗周弟子，南明时，官至太仆卿。清兵南下，彭期生先据守吉安，再战于泰和，数败清军；后守赣州虔中，城破投缳自尽。
彭孙遹少年天才，颇为世人称道，顺治十六年（1659）得中进士，授中书舍人。顺治十八年（1661），因“江南奏销案”落职。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得第一，授翰林院编修。康熙二十一年（1682），充会试同考官。康熙二十四年（1685），迁国子司业，旋授翰林院侍读，进侍讲学士。康熙二十七年（1688），充任内阁学士，教习庶吉士，充政治典训、平定三逆方略两馆总裁，复充国史馆总裁。康熙三十年（1691），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特命为《明史》总裁，赐专敕，与元老同。康熙三十六年（1697），辞官退隐，康熙赐其居“松桂堂”匾额。
彭孙遹龆龀之年，就能赋诗，志学之年，已斐然成章。其一生勤于吟咏，诗存一千五百首，词工小令，多香艳之作。《清诗纪事初编》评其：“各体皆备，世独赏其香奁艳体。”《清稗类钞》称其：“才富学赡，王阮亭、朱竹垞皆自叹不如。”谭莹在《论词绝句》中推崇彭孙遹：“大科名重千秋在，开国填词第一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彭羡门词，意境较厚，但不甚沉着，仍是力量未足。”《清词菁华》称：“孙遹词品，侧艳蒙讥。然如所编数阕，亦殊有清致，无碍其为团云手。”彭孙遹著作有《松桂堂集》《南淮集》《延露词》《金粟词话》等。其子彭景曾刻《松桂堂全集》。201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根据《松桂堂全集》《金粟词话》等文献整理出版了《彭孙遹集》，这是目前为止介绍彭孙遹最为全面的文献材料。书中收录了许多彭氏的书画题跋、论书题画诗作等，是研究彭氏诗文的学海梯航。
彭孙遹行书扇面
彭孙遹善书法。清代李集《鹤徵录》言：“羡门小楷神似董香光……余家所藏一册，为阮亭先生评书，用朱书甲乙，上用双圈，次用单圈，每卷眉头必书选若干首，楷书之精，逼真褚公《枯树赋》。”这样的评价应该是极高了。从其传世书作来看，彭孙遹行书确实宗法褚遂良、董其昌，颇得玄宰风味。2016年12月21日，“百年文脉，珞珈传薪——校友陈东升、李亦非捐赠作品展”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开幕。这是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自2015年落成开馆以来，迎来的首次成规模的校友藏品捐赠展。全部展品均来自武汉大学杰出校友陈东升先生（45件）和李亦非先生（22件）的捐赠。其中，有一件展品——《催妆诗》册页特别引人注目。催妆诗起源于唐朝皇室公主出嫁，祝贺的人作诗催新娘梳妆打扮。后来渐渐成为民间习俗，在新婚前夕，文人墨客写催妆诗以表祝贺。这本册页是江浙文人侯大年新婚时，朋友们的祝贺之作，每个人书体不一，楷书、行书兼具，既是书法艺术的汇集也是古代民俗的重要物证。
此书法册页共有尤侗、彭孙遹、范光文等十九位作者，他们都是明末清初江浙地区著名的文人墨客。例如范光文是范钦曾孙，顺治六年（1649）进士，他们家的天一阁藏书在浙东地区非常有名。尤侗、彭孙遹都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科。此册页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清初文人书法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陈奕禧（1648—1709），字六谦，号香泉、葑叟，嘉兴海宁人，清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受康熙帝赏识，被破格召入南书房。之后陈奕禧先后出任贵州石阡府知府、南安知府等，在任期间修建学宫、编撰府志、注重文化、发展教育，年六十一卒于任。陈奕禧工于诗文、长于考证，一生勤勉，著述宏富，著有《金石遗文录》《春霭堂集》《皋兰载笔》《葑叟题跋》《小名补录》《益州于役记》《北解杂述》《北行日记》《晋阳行记》《云中纪行》《陈子日记》《奇花异木记》《含香新牍》《秋雨斋集》《虞州集》《笑门集》《绿荫亭集》等。
陈奕禧款行书扇面
陈奕禧擅长书法，早有书名，与姜宸英、汪士鋐、何焯齐名，并称为康熙年间“书坛四大家”。如前所述，康熙皇帝推重董其昌书法，曾经以董书名家沈荃为师。仿学董其昌书风的大臣多受到宠爱和重用，加之康熙皇帝的躬身实践，一时间朝野内外善翰墨者无不宗法“香光体”，出现了一大批崇董、法董的书法名家。在这种书风的引领和熏染之下，海宁陈氏作为江南望族，其众多的子弟文士当中宗法董香光者也不乏其人。除了陈奕禧之外，早于陈奕禧的陈之遴书近董其昌，晚于陈奕禧的陈元龙、陈邦彦也宗法董其昌，士人评其书风出入二王，而得董其昌之神髓，几乎能达到乱真的境地。
陈弈禧工于小楷，他的小楷出自二王，但又一变古法，形成了稳健柔美、秀雅飘逸的艺术风格。当然也有书家认为陈奕禧的小楷书过于工稳柔媚，软弱无骨。例如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评：“陈香泉气味好，作小楷，亦稳称。但留心字样，而不知笔法，故媚而少骨。”
陈奕禧善于作大幅立轴，其大字沉着浑融，无轻佻之态，用笔灵动，用墨淡雅，结体摇曳多姿而又不乏疏宕跳跃之感，有“用笔千古不易之正宗”的美称。时人对其评价甚高，称其翰墨妙于当代，海内学书者翕然，名其书为“香泉体”。虽然陈奕禧从少年时期就受时风与家风崇董的双重熏染，他自己也在学董的道路上坚持了数十年，但是他并不甘愿一生都活在董其昌书风的“笼罩”之下。陈奕禧在《隐绿轩题跋》中言道：“学书必博采而兼收，主一家以为根本，乃能成其妙。古贤未有不如此者。”事实上他的书法实践也是如此。陈奕禧早年学董，后对二王、米芾等人的书法用力甚多，着意于结体变化，从其临摹的众多古代书迹来看，他对晋、宋书家的学习从未止步。他想通过对二王和宋代名家的上溯，来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但是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最终未能完全如愿。
陈奕禧款行书条幅
在众多的书体中，最能代表陈奕禧书法艺术高度的是草书。明末清初是草书大发展的时期，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王铎、傅山等人纷纷登场，将明清易代之际草书艺术的色彩斑斓和辉煌鼎盛演绎得淋漓尽致。入清后，由于受到皇权的左右和政治的约束，这种疏泄性灵的艺术风气逐渐消退。“孟津骨朽松侨死，海内谁知所以然。”陈奕禧题傅青主《惠昭塔碑》的这句诗句，大抵是对清初书坛草书艺术现状最真实恰当的写照。在草书艺术相对真空的康熙中后期，陈奕禧算是余响中的重要一位。陈奕禧是草书艺术的多面手，他的草书以董其昌为宗法对象，秀润淡雅，独具性灵，隐隐然有出尘之气。但是陈氏也有部分书作继承了王铎、傅山等人的缠绵纵横与气势磅礴，多用涨墨和焦渴之笔。与同时代的姜宸英、何焯等人相比，更多了几分自由洒脱与苍劲老辣之态。
陈奕禧喜收藏，于秦、汉、唐、宋以来文字收藏尤富，且皆为题跋辨证。他将收藏的名迹摹勒上石，成《予宁堂法帖》。陈奕禧的书作后来也被刻成《梦墨楼帖》，影响颇广。
陈元龙（1652—1736），字广陵，号乾斋，自号广野居士，嘉兴海宁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第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榜眼），授编修，入南书房。历任康熙、雍正两朝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工部、兵部、礼部尚书等，以太子太傅、大学士致仕，世称陈阁老。陈元龙学识颇丰，撰有《爱日堂集》，编有《历代赋汇》等。陈元龙曾负责统筹、编纂、辑刻《格致镜原》，该书是清代科技类的大型类书，共一百卷，分三十类，八百八十六个子目，汇集古籍中有关博物和工艺的记载，包括天文、地理、建筑、器用、动物、植物等，引文多据原书善本，足资考核。
陈元龙款行书扇面
陈元龙善书法，字体被誉为“陈字”，由于书名远播，其字被人广为珍藏。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陈元龙书迹较多。陈元龙书作在近些年的国内外拍卖会上也屡屡出现，并广受藏家追捧。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09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中国书画古代作品专场，就有陈元龙款行书《七言诗》扇面；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1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代书画专场，拍有陈元龙款行书《七言诗手卷》；北京宝瑞盈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7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有陈元龙款行书《蓝智诗》立轴；2017年上海博海海纳百川第15届名家书画拍卖会，有陈元龙款《行书》立轴；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18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中国书画古代作品专场，有陈元龙款楷书《五言诗》立轴；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19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拍品倪瓒的《疏篁古木图卷》上有陈元龙数十字的小楷跋文。从这些书迹来看，陈元龙主要擅长楷书、小楷书和行书；从其书法的师承和书风来看，主要是对赵董书风的继承和延续。他的大楷书宗法赵孟頫，书风妍媚秀逸，结体严整典雅，笔法圆熟畅达，笔力敦厚遒劲，柔美多姿，似接右军正脉。据《国朝书人辑略》记载，康熙帝素知陈元龙工楷法，命其作大书一幅，在御前书写。书成后，陈元龙受到康熙嘉奖，并且以《御书阙里碑文》赐之。陈元龙的小楷书宗法晋唐，在二王小楷上下过一番苦功。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2008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有陈元龙款的楷书临《柳公权〈洛神赋〉册页》，从书风来看颇似王羲之，但多硬朗、刚健之气。世人谓陈元龙书柔媚纤妍，由此作观之，所言不确。陈元龙小行书学董其昌，秀、淡、淳、雅，有神仙气。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言陈元龙“书法绝似董香光”，大抵就是针对小行书而言的。其实陈元龙的行书并非只学董其昌一家。上海明轩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2016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有陈元龙款临米芾《寄集贤林舍人诗》，诗为米芾八首拟古诗之一，原迹见于《蜀素帖》。陈元龙《渤海藏真帖》《玉烟堂法帖》中也曾刊藏。陈元龙所临形神兼备，颇得米芾三昧。
陈邦彦（1678—1752），字世南，号匏庐、春晖，出身海宁陈氏，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后升为侍读学士，乾隆初年官至礼部侍郎。康熙四十六年（1707），陈邦彦奉命编撰《佩文斋历代题画诗类》，收诗近九千首。陈邦彦著述颇丰，著有《墨庄小稿》《春晖堂集》《春驹小谱》等，辑有《全唐文》《宋诗补遗》等。
陈邦彦工于书法，尤其精通小楷，字体宽展秀发。他的行草书宗法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又参以董其昌笔意，晚年仿董其昌几可乱真，于颜、欧、虞、褚及宋四家无不研究。在侍直内廷时，常奉命校读御制碑版文，并奉敕缮写。《康熙字典御制序》《御制圆明园十景诗》都出自他的手笔。陈邦彦书法名声远播，世人都以其书为传家之宝，有《春晖堂书刻》传世。《庸闲斋笔记》言陈邦彦：“遇真迹必拨冗仿写，无间寒暑。书名倾动寰宇，夷酋土司，金潾玉巑，咸欲邀公尺幅以为家宝。南中赝手不下数百辈，公闻之略不计也。”[8]《石渠随笔》对陈邦彦的评价也很高，言其小楷《御制日知荟说》“字画宽展秀发”，所临董其昌《临淳化阁帖》“清华朗润，气韵风格独擅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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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邦彦款行书条幅
杨中讷（1649—1719），字耑木，号晚研，嘉兴海宁人，杨雍建子，曾授职编修，官至右中允、河南典试官、江南学政。作为学者、文人，杨中讷概无例外地对经学深有所好，特著《周易》《春秋》二论。他在辞官归隐故里后，与许汝霖、陈勋、查慎行等结社赋诗歌咏，时称耆英会。杨中讷也曾参与校勘《全唐诗》。《全唐诗》是清朝初年编修的汇集唐代诗歌的总集，全书共900卷，共收录唐代诗人2500多家的诗作4万多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曹寅、彭定求、沈立曾、杨中讷等奉敕编纂，成书于次年十月。《全唐诗》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
杨中讷款行书联
杨中讷尤工行草，墨迹潇洒自如，游走于赵孟頫和王羲之门庭。这显示出了他对晋唐文人书法风气的向往和追求，也印证了时人对他的评价和肯定。如查慎行称：“（杨中讷）书模晋唐，纵横中具有法度，他人分其一节，皆可名家。”杨宾《大瓢偶笔》载：“耑木草书，有书名。”吴修《昭代尺牍小传》中言杨中讷书学米南宫，但依笔者看来，其书法缺乏米芾风樯阵马的沉着痛快之感。
查升（1650—1707），字仲韦，号声山，海宁袁花人。海宁查氏为江南望族，尤其在康熙、雍正时期煊赫一时，公卿辈出，世有贤人，时有“一门十进士”之谚。康熙帝钦赐匾额“嘉瑞堂”，并题词“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查升自幼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诗书继世，康熙二十七年（1688）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后入南书房，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查升传记见于《清史稿》。
查升善书，其书法秀逸多姿，甚得董香光之神韵，其小楷、小行书尤为精妙，早在清代初期就饱受赞誉。查升进士及第后入职翰林院，除了其办事谨慎勤勉之外，恐怕与其善书不无干系。康熙喜爱查升的书法，对其恩遇有加，不仅赐其书画、御笔、砚台，还于西华门外赐府邸，并且御书“淡远堂”。康熙帝还称赞查升书法：“他人书皆有俗气，惟查升乃脱俗耳。用工日久，自尔不同。”如果说康熙帝的说法仅系一家之言，那么清代书法评论家、书法家杨宾的评价则更为中肯，他在《大瓢偶笔》中言：“声山一本于董，而灵秀亦相似。”书名既高，求书者壅塞门户。时人遂称查升书法、查慎行诗、朱白恒画为“海宁三绝”。
查升款行书墨迹
查升书作，流传较多，平湖葛氏爱日吟庐就藏有数件。葛嗣彤在《爱日吟庐书画续录》《爱日吟庐书画别录》中分别加以记述。查升还有许多书迹为清代内府收藏，例如其书写的《金刚经》《药师经》《普门品》等都被收录于《秘殿珠林》。另外，《书画鉴影》等文献也有查氏书迹的零星记载。近些年，在国内外的各大拍卖会上，查升书作也颇受追捧。查升有临本《圣教序》传世，该帖毫无尘埃之气，笔致极为灵动，飘逸灵秀，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之上，又多了几分秀润洒脱的风神。著名书法家胡传海在评价查升临本《圣教序》时说道：“书写时行云流水般的一气呵成，避免了原作集字的局限，显得浑然一体，仿佛天成。查升用笔极为精熟，几无败笔，笔势往来绵绵不绝，上下贯通，左呼右应，极尽笔墨之妙，婉而通，通而灵，灵而妙，妙而神，有赏心悦目之感诚非虚言。”[9]
查升笔性上乘，以他的天资，本可以自成一格，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其书法始终未能摆脱王羲之、董其昌之规模，最终沦为二流书家，实乃憾事。
查慎行（1650—1727），后改名慎行，字夏重，又字悔余，号他山、烟波钓徒，晚年居室曰初白庵，又称查初白，乃查继佐族侄。康熙四十二年（1703）中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入值内廷，为官十余年。康熙五十二年（1713），乞致仕，家居十余年。雍正四年（1726），因弟查嗣庭讪谤案获罪，被逮入京，后放归，旋去世。[10]
查慎行少年俊才，早岁受业于明末大儒黄宗羲，又受到桐城钱澄之的影响，与表兄朱彝尊齐名。查慎行一生诗文著述勤奋，无论是在朝在野，笔耕不辍、吟咏不绝。其诗集《敬业堂集》录诗超过4000首，加上续集部分，共有诗歌5000多首，是清代最为高产的诗人之一。其诗风格调高雅，颇有宋人韵致，得苏轼、陆游诸家三昧，被公推为“清初六家”之一。
查慎行富收藏，家有得树楼，藏书万卷，为江南知名藏书楼。藏家管庭芬在《〈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跋》中称：“国初吾邑东南藏书家，首推道古楼马氏，得树楼查氏，盖两家插架多宋刻元抄，而以甲乙两部积有异本，其珍守已逾数世，不仅为充栋计也。”查慎行擅长书法，尤其以行草见称。其行书得董其昌之风神，用笔虚和简淡，结字俊雅整饬，行距疏朗有秩又不失跌宕变化，是清初学董较为杰出的代表性书家。
汤右曾（1655—1721），字西涯，海盐人，寄居仁和（今杭州）。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官至吏部侍郎，以逸笔写山水，着墨无多。工行楷，遒媚似苏轼、赵孟頫。诗与朱彝尊齐名，著有《怀清堂集》。
曹尔堪（1617—1679），字子顾，号顾庵，嘉善县人，后入籍华亭，顺治九年（1652）进士，官侍讲学士。曹尔堪广学博识，工诗词，为柳州词派盟主，为“海内八大家”之一，有《南溪词》230余首传世。词作与吴伟业、龚鼎孳、梁清标、宋琬、王士禄、尤侗、陈世祥、黄永、陆求可、邹祗谟、彭孙遹、王士祯、董以宁、陈维崧、董俞等被刻入孙默《十六家词》。曹尔堪善书画，不轻易落笔，传世者甚稀，其书迹被选入《石渠宝笈》。
汤右曾款行书墨迹
曹尔堪款行书扇面
何元英，字蕤音，秀水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至通政使参议。何元英工翰墨，笔意近香光，运笔潇洒。清人吴修在其著作《昭代尺牍小传》中曰：“元英，工书法。”《国朝书人辑略》亦载之。
何元英款行草书条幅
程汝衡，字雪航，号松壑，嘉善人，清初词人、书法家。博雅多识，好读书，工词翰，书法宗法董其昌。《枫泾小志》载其人。
盛远（1630—1710），字子久，又字鹤江，号宜山，秀水人。工诗，善书画，时称三绝，著有《瓣香阁诗抄》。吴修《昭代尺牍小传》曰：“盛远，……工书，无子，家筑瓣香阁，祀名人之无后者。”参见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卷四百二十六。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七亦有载。
濮又华，字纯夫，号仙壶，又号他山，桐邑诸生，工诗文，书法赵孟頫，名重当时。《濮川所闻记》有载。
陈典谟，字羹虞，号芥亭，海宁人，清初诗人、书法家。书效香泉体，曾受到陈奕禧的赞许。其性格孤傲，终身未娶。见《硖川诗续钞》。
朱映奎，字东轩，桐乡青镇人。书法家、篆刻家，偶摹前人篆刻，甚是逼真。困于生计，遂以书画为业。书宗董其昌。卒年八十余。见光绪《嘉兴府志》、乾隆《青镇志》等。
周士华，字芾庭，石门人。精八法，得赵孟頫神髓。嗣子炳镛，饶于庠，有文名，书法宗法董其昌。光绪《嘉兴府志》有载。
陈世倌（1680—1758），字秉之，号莲宇，海宁盐官人，陈诜之子，陈家洛父。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升侍读。雍正二年（1724）出任山东巡抚，有政绩。后因故遭贬，治江南水利，督修孔庙。乾隆元年（1736）起任左副都御史，累迁至工部尚书。乾隆六年（1741），授文渊阁大学士。乾隆十三年（1748），因拟旨误，罢职。两年后复原衔并兼礼部尚书，两次担任会试总裁。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老乞休，加太子太傅。翌年卒，谥文勤。著有《学辩质疑》《嘉惠堂集》等。陈世倌工于书法，宗法董其昌。《海昌艺文志》《海宁州志稿》《清史稿》等皆有载。
陈世倌款行书联
沈子丰，字羽侯，清初书法家。书宗董其昌，最工小楷，与杨中讷、张宏保、陈熹等为同时代人。《海宁州志稿》《大瓢偶笔》《两浙輶轩录》等皆有载。
张宏保，字石村，清初诗人、书法家。张氏致力于董其昌书风，笔意秀逸潇洒，颇受人珍赏。见《海宁州志稿》。
陈廷栋，海宁人，后迁居桐乡，清初书法家。康熙五十二年（1713）中武科举人，翌年中进士。擅长诗文，尤工书法，宗法赵孟頫，且颇为精熟。晚年孤居，老境凄凉。《硖川续志》有载。
许江，字梦亭，石门人，清初书法家。宗法赵孟頫，腴而能遒，年七十余时作小楷绝工。见光绪《石门县志》。
严任，字季重，秀水人，清初书法家。与兄严仔并为诸生。书法亦肖董其昌。见《秀水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