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书风的延续
清军入关定鼎中原后，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可以说是清廷逐步由军事征服过渡到稳步统治的时期。清朝统治者占领北京后就制定了许多国制、典章，其中绝大多数承袭明代。统治者希望以此来获得民心、稳固统治，然而全国各地的反清势力依然势头强劲。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上对满族统治表现出了强烈的抵制情绪。明代末期形成的崇尚个性表现自我的艺术风气与突出的民族矛盾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势头强劲的思想潮流。因此清初的遗民书法多表现为风格奇绝、个性鲜明、充满反叛精神。
在这场浩荡的易代风暴中，最痛苦的莫过于汉族士人。他们在经历动荡、战争、惊吓和苦难的同时，也经历了君死国破的精神打击。许多士人在得知北京城破、国君自缢的消息之后，选择以自杀的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诉求。除此之外，汉族士人或起兵抗清，或隐居不仕，或潜心学术，或出家为僧，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明王朝的忠诚。
嘉兴作为江南腹地，是知识分子的集聚之地，也是抗清活动较为频繁和集中的地区之一。清顺治二年（1645）四月，豫亲王多铎攻打扬州，史可法等拒降，兵败被杀。扬州城破后，清军屠城十日，史称“扬州十日”。六月，清廷再次强制推行剃发令，嘉兴等地民众起兵抗清，遭到残酷镇压。嘉兴地方志中对这段血腥历史讳莫如深，直至晚清民国才有人渐渐查考旧迹故纸，使这段几近灭失的历史重现。当时的江南地区，只剩零星的一些抵抗力量，而嘉兴的抗清运动组织松散，几乎完全由前明官员、书生、百姓构成，装备简陋，没有任何临战经验，因而战争情状之惨烈更剧。近人平湖屈燨（弹山屈强）所著的《嘉兴乙酉兵事记》，汇集清初各种史料，记载了清顺治二年（1645）嘉兴民众起兵抗清惨遭失败的情形。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清初嘉兴地区的知识分子大多比较“顽固”。他们在全国形势逐渐稳定、武装抵抗纷纷失败、江山易主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了文化、艺术领域。通过维系和发扬汉族的文化与传统来获得优越感。他们的艺术活动和艺术风格大多我行我素。一大批个性强烈、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以其峭拔孤傲的艺术品质和奇绝瑰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不朽的传奇。在这些书家中，嘉兴籍的查继佐、陆嘉淑、陈确、范骧、巢鸣盛、吕留良等极具代表性。
查继佐（1600—1667），初字三秀，后改支三，又字伊璜、敬修，别号甚多，海宁袁花人。查继佐年幼时家境贫苦，但十分好学，明崇祯六年（1633）考中举人。明亡后，更名省，字不省，把“查”写作“楂”。他投靠南明鲁王，在兵部任职，积极对抗南下清军，参加过保卫钱塘江的战役，也曾督兵在赭山打败过清军，又从御史黄宗羲出师渡海，驻扎谭山。南明覆灭后，他归乡隐居，以讲学为生，并编撰《明史》。
康熙二年（1663），查继佐因庄廷鑨《明史》案被牵连入狱，经吴六奇奏辩得免。出狱后，他改名左尹，号非人氏，仍聚徒讲学，人称东山先生。康熙六年（1667），因病去世，终年六十八岁。
查继佐是清初著名史学家。明亡后，他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明史巨著《罪惟录》。该书详细记述了明代末期的众多史料，后经里人张宗祥校订整理，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查继佐所著的《班汉史论》《鲁春秋》《东山国语》《国寿录》等，均有极高的历史价值。[2]查继佐精通音律，在曲艺、杂剧、传奇等方面著作宏富。《续西厢》《鸣凤度》《三报恩》《非非想》等都是其代表作品。除上述之外，查氏的著作还有《敬修堂同学出处偶记》《东山外记》《五经说》《四书说》《知是录》《兵榷》《南语》《北语》《豫游记》《独指直嗤》《诗可》《敬修堂诗集》《说疑》《粤游杂咏》等。
查继佐兼善书画，亦有名于世。查氏绘画仿黄公望，书法宗颜真卿。清代冯金伯《国朝画识》卷三言：“先生书本颜鲁公，画从黄一峰入，尝谓画家不善画空，千古缺处。画是醒时梦，梦或无理却有情；画不可无理，正妙有情。非多读书，负上慧，能作奇梦者，莫望涯涘。”
查继佐款篆书联
查继佐款行草书册页
查继佐擅长篆书、隶书、行草，书风古朴雄健、奇逸奔放。其《五言律诗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柳公权遗意。其所书《篆书七言对联》“文词博士书驴券，职事参军判马曹”，虽为篆书，但笔意浓厚，结体方正，变化多端，用笔上参以《张迁碑》《史晨碑》之笔法，丰美多姿、气韵灵动，开清一代崇碑之先河。
查继佐的书画多具狷介睥睨之气，用笔恣意狂放，墨色变化多端，字形夸张多变。其书风的形成与师法颜真卿有很大关联，颇具正大光明之象。他的书法在注重视觉冲击力的同时还表现出了沉雄厚重、肃穆雅正的一面，这是儒家思想的直接物化。另外，查氏书风受到晚明变法思潮的影响，注重个性的塑造和心性的流淌，既具有很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又表现出强烈的创造性和表现力。由于查继佐心怀旧朝，触忤皇清，他的字画多遭禁毁。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查氏书画作品十分有限。草书《西湖诗四首》《西湖竹枝词手卷》等，是其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
陈确（1604—1677），字乾初，海宁新仓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精书法，善音律。陈确是明末大儒刘宗周的入室弟子，年少时便以孝友著称乡里，渐长遂以文学驰名两浙。明亡后刘宗周绝食而死，陈确继刘师之志，坚决不与清政府合作，成为明末清初最典型的遗民文人。晚年的陈确隐居乡里，二十余年足不出户，潜心著述，著有《大学辨》《葬书》《瞽言》及诗文集等。由于时代和政治因素，陈确的著述很少刊行，一部分借《南雷文案》才得以保存下来。2002年，王瑞昌先生的《陈确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发掘了不少新的资料，对一些事实做了澄清和考辨的同时，揭示了陈确在其坎坷的人生之旅中的生命体验，展现他作为一个儒者所特有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风范，这是目前研究陈确行迹、思想最全面、权威的著作之一。
陈确款书画跋文
陈确工书法，但是由于其强烈的反清情绪，受到统治阶层的“封杀”，故而作品传世甚少。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2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曾出现过一幅朱伯庐的《秋林养鹤图》，上面有王世贞、查继佐、冯溥、顾见龙、陈确、张履祥、魏禧等名士的题跋。陈确在题跋中写道：“此身原是幻，纸上寄遥情。任尔唤牛马，问心忘利名。红尘新逆旅，碧落旧瑶京。自笑未超俗，依然跨鹤行。柏庐道兄正，海宁陈确题。”从跋文的内容不难看出，陈确对江山易代的强烈不满，以及绝不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坚定意志。这种忠君爱国的民族气节受到许多仁人志士的敬仰。
范骧（1608—1675），字文白，号默庵，海宁人，明末清初书法家，以品格高洁闻名。范骧曾为明朝贡生，清朝建立后，地方上推举其为贤良方正，他坚辞不就。范骧后因庄廷鑨《明史》案被逮捕，被羁押在杭州虎林军营中，得吴六奇相助才得以豁免。
清代震钧《国朝书人辑略》言范骧“工书”。范骧书法学王羲之、颜真卿。钱谦益评曰：“两浙俊髦，无如冯（文昌）、范（文白）。”范骧的书法作品存世量极少。浙江省博物馆纪念钱镜塘的展览和画册里有一件范骧墨迹《临颜真卿争座位稿》。其长138厘米，宽43.7厘米，绫本，体式宽博、用笔中正，颇类颜鲁公。
范骧款行草书扇面(https://www.daowen.com)
海宁籍收藏家张沈炳先生也收藏有范骧的书迹。另外，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05年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古代作品专场上也曾拍卖过范骧的泥金扇面。该扇面奇崛雄健，颇有晚明黄道周之风范。
巢鸣盛（1611—1680），字端明，一字五峰，号崆峒、止园，嘉兴人，世居凤桥镇巢家弄。崇祯九年（1636）考中举人，为明末复社成员之一。明亡后，巢鸣盛履迹不入城市，与吴中徐俟斋、宣城沈寿民并称为“海内三遗民”。巢鸣盛与长洲徐枋、桐乡张履祥、海盐陈恂等友善，彼此以气节相勉，隐居巢家弄长达三十七年之久，与妻钱氏以耕织为业。他在居所四周种葫芦十余种，并用刻有花纹或文字的模子合在匏瓜上，使其长成尊、彝等形状，世称“槜李匏尊”，为人所珍视。
巢鸣盛卒后，徐枋、张履祥等以巢是孝子而私谥其贞孝先生。巢鸣盛生前著有《永思堂集》《洙泗问津》《老圃良言》等。吕留良《赠巢端明》一诗云：“廿年冰压岩花老，九日寒催野菊香。天下几家忘客主，此身今日系存亡，荒台偶语桐乌发，小院更深烛跋长。手自断壶成饮器，携来到满话南阳。”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描述巢鸣盛制作的葫芦器：“长如鹤胫，纤若蜂腰，杯勺之外，室中所需器物，莫非匏者。远迩争效之，槜李匏尊，不胫而走海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他制作的匏尊。
巢鸣盛工于书画，只是身贱名微，又与清廷相左，故而书画作品传世量极少。吴中沈承休与巢鸣盛友善，得知巢鸣盛要临摹《黄庭经》而专门为其制作砚台一方，助其临池。该砚呈椭圆形，端石质地，构图简洁，仅在砚池借石眼刻半张荷叶。背面刻有砚铭十二字：“辛卯冬，为五峰摹《黄庭》作，白卿。”辛卯，即清顺治八年（1651），巢鸣盛时年四十。此砚现为吴江著名书法家华建平先生收藏。
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号晚村、耻翁、南阳布衣、吕医山人等，嘉兴崇德（今桐乡）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诗人。康熙年间拒应鸿博之征，暮年遁入空门，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吕留良生活在风云激荡的明清易代之际，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桀骜不驯，坚决不与清政府合作，并且掀起了“华夷之辨”，甚至直接参与了与清廷对抗的武装斗争。雍正年间，吕留良因湖南曾静案被开棺戮尸，幼子吕毅中被斩，全家充军。由于朝廷的封禁，吕氏的文集、书画大多被付之一炬，仅存者也秘不示人。吕氏传世书迹中有一件书法作品和半封书信，分别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2012年，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征集到一部江南吴家珍藏三百年的鸿篇巨制——《种菜唱和诗册》，它完整保留了吕留良的四首《和种菜诗》。
吕留良《和种菜诗》稿
陆嘉淑（1620—1689），字孝可，后更名冰修，号射山，晚号辛斋，海宁诸生，清初著名诗人、书法家和收藏家。陆嘉淑为陆钰子，查慎行岳翁。与弟陆宏定有“冰轮二陆”之称。明灭后陆钰绝食而死，陆嘉淑、陆宏定两兄弟不仕。康熙十八年（1679），陆嘉淑被荐博学宏词科，力辞不就。
陆嘉淑自幼聪颖，渐长后广学博览。他诗文清雅，著作颇丰，有《问豫堂文钞》《射山诗钞》《诗雅》《史论》《续史论》《三颂解》《藩镇录》《亡友录》《集异录》《景行录》《北游日记》《同社诗钞》《须云阁宋诗评》《须云阁词》《辛斋诗余》《辛斋诗话》《辛斋遗稿》等。陆嘉淑筑蜜香楼、须云阁，藏聚法书、名画、典籍甚多，名闻江浙。
陆嘉淑工于翰墨，同陈奕禧并称。陈奕禧曾向陆嘉淑请教“拨镫”之法。《国朝书人辑略》卷二言：“陈子文在京师时，上陆冰修诗云：‘借问如何是拨镫？’冰修，陈同里尊行也，与子文皆以书法名，见诗，甚恚。”陆嘉淑虽是明朝遗民，但是他的书法却少见狂狷生涩之气，颇有赵孟頫之遗风，但与赵孟頫的甜美文雅相比，陆嘉淑又颇有几分气骨。陆氏书法之所以形成这种风格特点可能与其早年师法赵、董，中年遭遇国变有着密切关联。此外，陆氏还擅长绘事，他笔下的梅花高洁坚韧、热烈奔放，显示出了其孤傲不群、遗世独立的高贵品质。
陆嘉淑款行书墨迹
吴之振（1640—1717），字孟举，号橙斋，别号竹洲居士，晚年又号黄叶老人、黄叶村农，嘉兴府石门县人。吴之振聪颖过人，文才隽秀。顺治九年（1652），应童子试，即与吕留良定交，试后又与黄宗羲兄弟交往。康熙二年（1663），与吕留良、吴自牧合编《宋诗钞》，收录宋诗成集者八十四家，凡九十四卷；集前有作者小传，为吕留良所撰；康熙九年（1670）刊行于南京。其后，他又选时人施闰章、宋琬、王士祯、王士禄、陈廷敬、沈荃、程可则、曹尔堪等人的诗作为《八家诗》，刊刻行世。康熙十二年（1673），吴之振去北京访求宋人遗集，与当时名流复社诗人冒襄，长洲尤侗、汪琬，锡山严绳孙，工部尚书汤斌等订交。南归时，冒襄等为之饯行，吴之振于席间赋《种菜诗》以言志，众人和之，后汇编成《种菜唱和诗册》。吴之振筑别墅于石门城西，因爱苏子瞻名句“家在江南黄叶村”，便命名为黄叶村庄。[3]吴氏撰有《黄叶村庄诗集》及后集、续集，另著有《德音堂琴谱》等。
吴之振兼工书画。书法得法于晋人，风格圆劲厚重而潇洒多姿，每挥毫作书，墨迹未干即被亲朋攫去。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2018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近现代名家篆刻专场的拍品中有吴氏寿山石印章两方（其中一方双面刊刻）。印文内容分别为“吴之振印”“洲泉吴孟举”“常将不尽还天地”。吴之振首倡，吕留良、黄宗羲、陈廷敬、王士禛、梁清标、汪琬、尤侗等当时50余位政坛、文坛巨子相与酬唱的《种菜唱和诗册》，在2012年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以2800万元的价格成交。1999年许宏泉在《中国书法》杂志上发表了《吴之振及其〈东坡八首〉》一文，专论其书法艺术之成就：“孟举书法，近师苏米，上溯钟王，圆润清雅，颇得晋人神髓。”又言：“纵读孟起是卷，疏朗、妍润，散溢着质朴清新的书卷气息，其风韵超逸，绝无粗俗烦躁之气，一切都在极其悠闲无为的心境中尽兴洒出，舒慢而灵动。”并言吴氏书法与东坡所谓“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的书学观念是一脉相承的。[4]
吴之振《东坡八首》
吴之振的书风确实不像明朝遗民傅青主、朱耷那样宕浪放肆，也没有范骧、查继佐那样厚实雄浑。吴之振的书法颇有文士书法的书卷意味，其矩度合宜颇似赵孟頫，但疏朗的字距与行距所营造出来的清隽秀逸又颇似董其昌。这种书风的形成很有可能是吴之振早年学苏、米，晚年受到董其昌书风影响所致。
汪梃（1618—？），字无上，更字尔陶，嘉兴人，崇祯年间进士，未授官而国亡。南都称制，汪梃被授工部主事，他知事不可支，后隐居城东不复出。其书法规摹两晋，似欧阳率更，尤工小楷，名流争赏，杜门四十年，晚岁以此自给。著有《会城遗稿》。
褚廷管，字砚耘，一字研民，嘉兴人，崇祯六年（1633）考中举人，崇祯十七年（1644）后杜门不出。褚氏工草书，善绘墨兰竹石，其作孤冷有幽韵。清代彭蕴璨《历代画史汇传》卷四十四引《两浙名画记》言：“褚廷管，字研民，嘉兴人，豪情逸致，以书画名于时。”
沈信，字警涛，别号借园翁，平湖诸生，明末清初诗人、书法家。沈信好击剑，工草书，明亡后弃举业，自石庄迁城南，隐居借园，著有《借园诗草》《赠言集》。《嘉兴府志》《平湖县志》《皇清书史》皆有载。
葛定辰，字爰三，崇祯十二年（1639）举人。明亡后，葛氏抱节守志，寄情于诗书画，或泼墨作山水，或仿古写篆籀，不求甚工，适意而已，手辑《咏言堂集》。《海宁州志稿》《海昌艺文志》载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