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兴社会生活与书法艺术
（一）书法材料的极大丰富
伴随着手工业的进步，清代嘉兴及周边地区的造纸、制笔、制墨产业迅猛发展。书法材料极大丰富，为书法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
受到原料产地的影响，造纸作坊多集中在山区，但是平原地区的桑皮、稻草、楮皮等也可以作为造纸的主要原料，因此清代杭嘉湖地区的造纸业也十分发达。杭州的富阳、余杭，湖州的安吉、孝丰，以及嘉兴本地都盛产纸张。杭州的造纸业历史悠久，早在唐代，纸已经作为上贡内府的物料。开元时期的杭州黄藤纸，质地上乘，被列为宫廷贡品。宋代余杭地区的藤纸也很出名。据《太平寰宇记》记载：“余杭由拳村出好藤纸。”富阳在宋代出产的小井纸、赤亭纸等都十分畅销，并被作为官方指定用纸。富阳的竹纸产量很大，品类繁多，有元书、塘纸、中元、高白、鹿鸣、海放、段放、花笺、裱心等名目。元书纸是其中的上品。临安县还用稻草制作黄烧纸和茶白纸。此外还有蚕生纸、方稿纸、大皮纸、桑皮纸等。新城县出产银皮纸。湖州安吉出产的黄白纸、草纸、桑皮纸最多。此外安徽宣城、泾县所生产的宣纸也不断流入杭嘉湖地区。清代嘉兴的梅里笺闻名于世。据乾隆《梅里志》记载：“（梅里笺）不胫而走四方，近代有声者，缄斋周氏、有堂顾氏、初泊王氏、北舫陈氏，制作皆精。”[10]绢作为一种较为名贵的书写材料，在清代的嘉兴地区也较为普遍。清代嘉兴地区的丝织业发达，绢的品目也十分繁杂，有官绢、生绢、杜绢、冬生绢、灯绢、裱绢、书绢等二十余种。尤其是裱绢和书绢，被专门用于书画领域。
明清以降，湖州地区的制笔有了进一步发展，湖笔已经成为重要的贡品。据《湖州府志》记载：“本县善琏村居民大半能制笔……客旅转贩于四方者甚众，居民藉此利，备耕作之利焉。”嘉兴距离湖州的制笔中心善琏直线距离不足五十公里，嘉兴的读书人购得称心如意的湖州笔并非难事。此外余杭、嘉兴一带也不乏制笔的作坊，这种随地取材的毛笔材料也是随处可得。据嘉兴籍书法家沈初的《西清笔记》记载，他在内廷为官的时候就曾用过嘉兴出产的贡笔。
纸张、毛笔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十分广泛。不论是地契、房契，还是榜文、告示；不论是民俗对联，还是招牌幌子；不论是书信尺牍，还是药方便条；亦不论是孩童读书，还是秀才考试，书法都必不可少。江南百姓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书法文化的熏陶和滋养。这种熏陶和滋养在清代的嘉兴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嘉兴一带的书法艺术也因此获得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二）碑刻、石刻的普及
嘉兴自古以来人文荟萃、经济繁荣，碑刻、石刻甚是丰富。至元《嘉禾志》全书共二十七卷，其中碑刻就占了十一卷，可见此地碑石数量之巨。有些碑刻诸如《吴征北将军陆祎碑》《梁秦驻山碑》《嘉兴路重修府学记》等，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消磨殆尽，但是我们依稀可以在文献的烟海中有所捕获。
清代嘉兴府内刊立的石刻数量非常惊人。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清顺治元年（1644）到光绪四年（1878）的230余年间，嘉兴各处写入府志的石刻共计318处［据许谣光撰修的光绪《嘉兴府志》统计而来，光绪五年（1879）至民国元年（1912）的碑版、石刻不在其列］。其中府治28处，占比8.9%；嘉兴县43处，占比13.5%；秀水县23处，占比7.2%；嘉善县14处，占比4.4%，海盐县22处，占比6.9%；平湖县150处，占比47%；石门县13处，占比4.1%；桐乡县25处，占比7.9%。
从各县分布情况来看，平湖县石刻数量最多，石门县最少。如果要对各县石刻数量进行排序的话，依次为平湖县、嘉兴县、府治、桐乡县、秀水县、海盐县、嘉善县、石门县（见表二）。
表二 清代嘉兴各县石刻时段分布情况一览(https://www.daowen.com)
续表
从碑刻所分布的时间段来看，则主要集中在康熙、乾隆、嘉庆和同治年间。其中乾隆年间的碑刻最多，共有103处，占比为32.39%；康熙年间的碑刻共有75处，占比23.58%；嘉庆年间的碑刻有34处，占比10.69%；同治年间的碑刻有33处，占比10.4%。
康熙朝前期国家初定，百废待兴，社会上还存在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一时期的碑版石刻多是为了维护统治、安定社会、稳定民心、建设家园而刊刻的。例如嘉兴府治内康熙年间的三通碑刻，都是出于弘传文教的需要。它们分别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张玉书奉敕书立石学府的《至圣先师孔子赞》、康熙二十八年（1689）闰三月张玉书奉敕书的《圣庙四配赞》，以及康熙十二年（1673）的《御制训饬士子文碑》。乾隆时期财力丰沛，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事业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也是清代历史上最为富庶、昌明的时期。所以这个时期刊石立表之气日隆也不足为奇。比较著名的例子如乾隆六下江南，八次登上烟雨楼写下的诗句。这些诗句被刊刻在嘉兴南湖烟雨楼上，即今之东西御制碑。另外，碑文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文教宣传。例如嘉兴府治内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秀水县知县冯坅撰、嘉兴府儒学教授凌树屏篆额、嘉兴府儒学训导张洪图书丹的《清理杨公祠田并附入徐何二公合祀碑记》；乾隆四十年（1775）三月，署知府如皋王燧撰并书的《鸳湖书院增定经费碑记》；以及乾隆四十三年（1778）署杭嘉湖兵备道兼理海防事务、湖州府知府兼摄嘉兴府事，如皋王燧撰并书的《鸳湖书院再增经费碑记》等。道光和同治时期，嘉兴碑刻较多的主要原因则是地方官员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嘉兴知府许瑶光。例如同治四年（1865），知府善化许瑶光撰并书《重建嘉兴宏文馆碑记》；同年四月，许瑶光撰《重建鸳湖书院碑记》；同治八年（1869）四月，许瑶光撰并书《嘉兴府常平仓碑记》；同治十三年（1874），许瑶光撰并书《东瓶山铭》；等等。
清代嘉兴地区的这些石刻，涉及领域广泛，信息量较大，大致可以分为政治经济类、教育文化类、宗教类、墓表墓志类、文学艺术类和民约公约类。
政治经济类石刻记述内容以政治活动为主，刊刻活动多由官方主持，时间跨度贯穿整个清代。较为有名的有杨士燮的《重修嘉兴府治碑记》等。
清代历代君王推重文教，为显示他们对汉文化的重视和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亲近，数代君主皆有“训饬士子”的活动，并且对府学、文庙等文化重地的建设和投入不遗余力。故而仅清代，嘉兴府关于修缮、重建明伦堂、府学、文庙的碑记就数不胜数。其中较为知名者有顺治十三年（1656），国子监司业兼掌祭酒士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大理寺左寺副里人谭贞默撰，银台观政里人庄鏻篆额的《嘉兴郡重修儒学碑记》；顺治十四年（1657），观工部政吴元英书丹、观户部政朱霞篆额的《重建嘉兴府学碑记》；康熙十六年（1677）季夏，嘉兴府教授姜延攑撰并书的《重修嘉兴府学明伦堂序》；康熙十六年（1677），知府广宁卢崇兴记并识的《嘉兴郡重修儒学碑记》；乾隆十三年（1748），知府马淇理、教授沈延标、训导郑瑞凤刊刻的《上谕训士文碑》；等等。此外，尚有《世祖章皇帝钦颁卧碑文》《文庙祭器乐舞碑记》《圣贤像赞》等。
清政府对文教的重视还表现在对学政的尊崇，为学政刊石刻碑的现象十分常见。例如康熙三十年（1691），翰林院编修彭孙遹撰、翰林院编修沈珩篆、翰林院编修陆葇书的《两浙刘文宗学政碑记》，康熙二十二年（1683），翰林院编修彭孙遹撰、翰林院编修沈珩篆、翰林院检讨内廷供奉治年朱彝尊书的《两浙文宗晴峰张公学政碑记》，以及康熙二十八年（1689）仲冬，陆葇撰、徐嘉炎篆额、沈延文书丹的《周大文宗学政碑记》等皆为此类。
清代嘉兴地区的佛教和道教信仰十分昌盛，在众多的清代嘉兴碑刻中就不乏佛道题材的。这一类碑刻多和庙宇、道观的建造和修缮相关。例如嘉庆六年（1801），内阁中书嘉善沈凤辉撰、秀水朱休甫书并篆额的《重修嘉邑城隍庙碑》，同治十三年（1874），嘉兴县知县阳湖史致驯撰、秀水朱辅仁书的《重建城隍庙行宫记》，都是修缮道教观宇时所刊刻的碑记。此外，还有顺治十二年（1655），蔡联璧撰的《能仁寺碑记略》；康熙六年（1667），大理寺正卿、兵部右侍郎张天植撰的《般若庵记》；康熙三十一年（1692）仲春，秀水县王庭撰《天妃宫碑记》；乾隆三十七年（1772），沈莘士撰并书、冯锡佑篆额的《重修能仁寺功德林碑记》；乾隆三十九年（1774）三月，署理嘉兴粮捕分府知原任秀水县事张图南撰、府学生员朱振飞书的《重建秀邑城隍庙殿记》；道光八年（1828）四月，吴江郭麟撰、钱塘高瑄书、吴郡石韫玉篆额的《重修楞严寺大殿记》；道光九年（1829），王承勋梅友氏立石、屠枌秋园氏书丹的《重修能仁寺碑记》等。此类碑刻，在嘉善、平湖、海盐、石门等地也十分普遍。
墓表类石刻主要包括墓碑、墓志铭、神道碑、墓碣等，嘉兴地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以下所列。秀水县有嘉庆八年（1803），阮元撰的《吏部稽勋司主事沈公墓志铭》；同治八年（1869），许瑶光撰并书的《皇清敕授修职佐郎嘉兴府儒学张公墓碑铭》。海盐县有光绪元年（1875），户部员外郎朱丙寿撰、前翰林院侍读学士颜宗仪书的《潮州府同知徐公暨朱夫人墓志铭》。平湖县有康熙二十八年（1689），朱维熊撰的《义冢碑记》；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高文恪公墓谕祭碑》；康熙四十三年（1704），陈廷敬撰、王鸿绪书的《陶徵君墓表》；康熙年间，全望祖撰的《蜃园先生神道碑》，朱彝尊撰的《思州知府陆世楷墓铭》；乾隆二年（1737）的《先儒陆清献公墓谕祭碑》；乾隆十年（1745），陆嗣鏊撰的《福建台湾道黄公墓志铭》等。此外，还有《西平令沈棻墓志铭》《内阁学士陆葇墓表》《白沙司巡检张大成墓碣》《沈文恪公墓谕葬碑》《满营续置义冢碑记》《重建普福庵并置立义塚记》《重修陆清献公祠墓碑记》等。
文学艺术类石刻主要以刻帖为主，当然也包括文人吟咏、题名、图刻、跋文、刻经等。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许瑶光的《嘉禾八咏》。当然还有烟雨楼上的众多名人题名等。
民约、公约类碑刻多以条款公约的形式出现，无非就是对公共事务的一种约定形式，史料记载和存世实物相对较少，有：嘉庆三年（1798）三月，知府长白尹汤安撰、嘉邑庠生朱□书丹的《鸳湖书院规约碑记》；道光二十四年（1844）仲冬，长洲陈奂撰、嘉兴张廷济书的《嘉郡禁贩字纸碑文》；嘉兴县道光十五年（1835）立石的《嘉邑创举梯云会集详定条约》；等等。
这些碑刻、石刻大多出自名家手笔，有着较高的文学和艺术价值，其分布之广、数量之多、水平之高，实属罕见，对嘉兴崇文尚艺之风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处可见、可得的书法名迹、拓本，也为有志学习书法的士人提供了较好的学习范本，对他们书法艺术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书法教育的推进
书法作为古代文人的“必修课程”，在古代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就科举考试而言，字迹是否工整，往往决定了考试成败。由于清代殿试中并不实行誉录制度，所以贡士们的书法能不能为皇帝所喜爱，就会影响到最后的录取。顺治九年（1652）的邹忠倚、顺治十五年（1658）的孙承恩、康熙十八年（1679）的归允肃、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蔡升元、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汪绎，皆因擅长书法分别被顺治、康熙皇帝点为状元。戴有祺、于敏中、钱棨、沈荃、蔡启傅、姜宸英、蔡以台、沈初、陈嗣龙等这些在殿试中名列三甲者，无不擅长书法。当然也不乏因书迹不工而科举成绩受到影响的例子。道光九年（1829），三十八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写了《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阅卷考官无不叹服。然而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却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为由，将龚自珍排在三甲第十九名，在所有二百二十一名进士中名列第一百一十八名，只得了个赐同进士出身。[11]
书法之优劣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今后的官运。例如，在清代翰林院三年期满时例行的“散官”考试和“大考试差”中，书法的优劣也是重要的试策参照标准。嘉兴的陈奕禧、高士奇等人，皆因书法优秀而被康熙皇帝额外恩典。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书院、义学、私塾在教授四书五经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书法教育。例如安澜书院的教师钱泰吉，就特别注意对学生们书法艺术的教育。再如主讲安定书院的周升桓，曾主讲安澜、仰山两书院的张骏，主讲汀州龙山书院的陆嗣渊，宁波教授周奕，开化教谕查谨等，都是以书法著称的嘉兴籍文人。当然除了注重书法的艺术性之外，书院教育更加注重书法的实用性。能写一手标准的“馆阁体”，是每个学子的必备技能。不论是制、诰、谕、敕，还是表、奏、笺、启、试卷、碑版，甚至是牒移、文案、契券、账籍都对书写的要求很高，必须做到清晰齐整、走笔顺畅、笔法精准。[12]
当然，书法作为中华民族最为核心的文化元素，往往被看作是文人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每一个读书人的内心深处。士大夫以书法争胜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两千余年前的汉代。这种“字如其人”“书者如也”的价值观念，流淌在每一个读书人的血脉之中，即便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文人们也会十分自觉地学习书法。
【注释】
[1]《槜李古城今何在》，http：//nhhistory.zjol.com.cn/nhnews/system/2017/05/31/030139339.shtml。
[2]蒋燕娜：《宋代嘉兴诗人与嘉兴书写》，《嘉兴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3]转引自葛金根：《嘉兴书画史迹及兴盛探析》，《嘉兴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4]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十四列传第十，清传氏长恩阁钞本。
[5]范金民：《赋税甲天下，科第冠海内——江南地域文化的魅力》，《无锡日报》2018年8月30日第7版。
[6]丁辉、陈心蓉：《嘉兴历代进士研究》，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422页。
[7]葛金根：《嘉兴书法发微》，《“嘉兴书学”全国研讨会论文集》，第141页。
[8]转引自刘敏：《陈鳣及其题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9]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页。
[10]转引自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335页。
[11]王劳来：《为何要用馆阁体写八股文》，《北京晚报》2014年6月6日，第39版。
[12]葛金根：《嘉兴书画史迹及兴盛探析》，《嘉兴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