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兴地区的书学理论

书法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书法技法一道是中国书法的艺舟双楫。西汉学者、文学家扬雄早在两千多年前提出了“书心画也”的著名论断，论述了有关情感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对后世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都产生了极为积极、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书论的源头。汉代以后随着书法艺术的蓬勃发展，书学理论著作也层出不穷，例如蔡邕的《九势》、赵壹的《非草书》、崔瑗的《草书势》、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笔势论》、虞和的《论书表》、庾肩吾的《书品》、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等。它们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都占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清代是书法理论十分兴盛的一个时期，这是因为清代的书法艺术在美学思辨和艺术实践中呈现出了明显的特质。清代是碑帖的转换时期，清初书法以帖为主，中期以后碑帖转换，到清末碑学大兴有一家独大之势。在书论领域，清代前期的书论重视对笔墨技巧的阐发，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笪重光的《书筏》和朱履贞的《书学捷要》；清代后期的书论则主要是对碑学理论的探讨，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1]伴随着私人收藏风气的勃兴，题跋、编目类的书学著作也层出不穷，较为著名者有王澍的《虚舟题跋》、梁巘的《承晋斋积文录》、何焯的《义门题跋》、吴升的《大观录》等。此外为书家或印人作传的现象也十分突出，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厉鹗的《玉台书史》、李放的《皇清书史》、周亮工的《印人传》、汪启淑的《续印人传》等。(https://www.daowen.com)

嘉兴的文士、书家于理论著述可谓丰富，贡献亦尤多。在宋有娄机《汉隶字源》，在明有汪珂玉《珊瑚网》、项穆《书法雅言》。到了清代，书法理论著作更是呈现出了井喷式增加，这些著作主要有朱彝尊的《曝书亭书画跋》，高士奇的《江村销夏录》，陈弈禧的《隐绿轩题识》，马思赞的《道古楼藏历代书画录》，吴骞的《拜经楼碑帖目录》《拜经楼书画题跋》，张庚的《强恕斋题跋》，胡尔荥的《破铁网》，李光暎的《观妙斋金石文考略》，陈克恕的《篆刻针度》《印人汇考》，戈守智的《汉溪书法通解》，方薰的《山静居书论》，张燕昌的《飞白录》，郭照的《铁如意室题画杂缀》《艺林悼友录》，蒋光煦的《别下斋书画录》，孙三锡的《青芙蓉室藏碑目》，张鸣珂的《寒松阁谈艺琐录》，葛金烺、葛嗣浵父子的《爱日吟庐书画丛录》，沈曾植的《海日楼书论》等。凡此诸述，涵盖史传、品评、论述、题跋，或为艺人志行，或成一家之言，与书法艺术相得益彰，成为嘉兴书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