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嘉兴地区的书法风貌

1644年，即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领大军攻陷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统治了中国将近二百八十年的大明王朝轰然倒塌。由于明亡于农历甲申年，历史上也称此为“甲申国难”。之后不久，李自成在吴三桂和清军铁骑的联合绞杀下，匆忙撤出了北京城。清军趁此机会占领京城，定鼎天下，开启了对中国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

为巩固统治，清政府在大肆屠杀镇压的同时，也用开科取士的方式积极地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这从客观上保障了绵延数千年的汉族文化传统，在朝代的更迭中基本上没有遭到大的破坏且得以传承和发展。书法艺术作为汉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发展中呈现出平稳过渡的态势。在清代初期，书法的艺术风格也基本上是对前朝的延续。

清初书风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寻奇猎怪的遗民书风，其二是以赵孟頫、董其昌风格为主的文士书风，其三则是以朱彝尊、郑谷口为代表的师碑书风。

遗民书风，可以追溯到明代初期以陈璧、张弼等为代表的狂草书法，到了明代中期被祝允明、徐天池等人高扬，再到后来由黄道周、倪元璐、王觉斯等人推波助澜，一时间蔚为壮观。尤其明亡之后，士大夫们的亡国之恨无法释怀，因此在书法艺术风格上表现得更为张狂和狷介。这一独特的书法风气以其特有的奇绝雄健、淋漓酣畅，一扫前人的甜美柔弱，成为书法史上色彩斑斓的一页。(https://www.daowen.com)

当然以赵孟頫、董其昌为代表的文士书风，又称赵董书风。这种书风可以上溯到明代初期以沈度、宋克等人为代表的“台阁体”。到了明代中叶，沈周、文徵明等人继往开来，将绵软柔媚的风气转化成了文人士大夫所特有的书卷之气。明末大书法家董其昌则为其增添了几分书家少有的仙风道骨。董氏以超拔的天赋和艺术敏感力，将传统与个性完美结合，很好地塑造出了书法的意境之美。董其昌也因此成为继赵孟頫之后帖学书法的集大成者。统治者认为赵董书风所特有的温驯与恬静有裨于政治，故而大肆吹捧。赵孟頫和董其昌的书法艺术，也因此受到清初历位君王的垂青。上行下效，全国上下学赵、董书法者更是趋之若鹜。

从明末开始，许多学书者也把取法的目光聚焦在碑刻艺术上。这一方面有赖于明末清初“尚奇”思想的推动，另一方面则和金石考据之风的兴起不无关联。同时，明末宋珏、赵宧光等人在篆、隶书方面的成功实践，也为书家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清初的访碑、考碑、师碑之风日隆，在顾炎武、朱彝尊、郑谷口、傅青主等人的带动之下，不少学者、书家涉足“师碑”。他们的书法实践一度十分盛行。这种风气如一股清凉之风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书法实践还主要局限于汉碑领域，因此清初所谓的“师碑”主要集中在篆书和隶书领域。^[1]

清初的嘉兴书坛延续了明代的繁盛，书家之多、造诣之高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丁元公、何元英、彭孙遹、查升、查慎行、陈奕禧、陈元龙、陈邦彦、朱彝尊等，这些响亮的名字足以彪炳青史。

清初嘉兴书坛的基本风貌，也大致可以归结为：遗民书风、赵董书风和师碑书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书家，如戴泓、柏古、钱元昌、沈禧昌、徐贞木、钱瑞徵等，他们在诗词、篆刻、绘画等领域成绩卓然，在书法艺术领域亦有独特贡献，可另归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