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兴地区的刻帖

刻帖之风肇始于五代宋初，经历了元代短暂的低谷之后，到了明清两代又勃然复兴。明清时期的刻帖不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种类上都远超前代。这一方面有赖于书法艺术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则归功于收藏风气的日渐盛行。

明清时期书法艺术极度普及，不论是蒙童识字，还是书家临池，书帖都成为必不可少的案头之物，因此出于书法学习的需要，汇刻名家法书已然成为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从康熙至乾隆朝中，大型的官方刻帖就有康熙时的《懋勤殿法帖》，雍正时的《御书法帖》，乾隆时的《三希堂法帖》《墨妙轩法帖》《八柱兰亭帖》等。在清代不仅诸如董其昌、赵孟頫、宋四家等古代书家的刻帖较为常见，就连傅山、永理、张照、邓石如、刘墉、梁同书等本朝书家也有专门的刻帖行世。(https://www.daowen.com)

清代初期，由于时局的动荡，大量的书画藏品流落民间，藏家们趁势而起。索额图、徐乾学、梁清标、王鸿绪、宋荦、安岐、卞永誉、吴升、高士奇、曹溶等都是海内知名的收藏大家。尤其在江南及京城，藏书楼林立，他们的藏品除了被编写著录之外，还常常被汇刻成帖。如冯铨编刻的《快雪堂法书》、梁清标编刻的《秋碧堂法书》等，都是较具代表性的刻帖。宏观来看，清代私家刻帖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前代著名法帖的重刻、翻刻；第二类是以某位收藏家的藏品为基础汇编刊刻成的丛帖；第三类是专门搜集某位书家的作品汇刻而成的法帖。这些书作多是晋唐以来书家的名迹，而钩摹、镌刻之人也大都是一时名手，所以这些刻帖从内容到质量都属上乘，在当时即享有很高声誉，后来的碑帖研究者和藏家也十分推重。^[12]

清代嘉兴地区的刻帖数量十分惊人，所刻内容也极其丰富，艺术成就相对较高，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刻帖主要有徐范的《玉台名翰》，陈春永的《秀餐轩帖》，沈朗的《景孙楼帖》，陈奕禧的《予宁堂法帖》《梦墨楼帖》，陈世泰的《卞璧楼法书》，唐淮的《绿溪山庄法帖》，周升桓的《仁本堂墨刻》，钱阶泰的《读书乐歌帖》，谢恭铭的《望云楼帖》，吴修的《青霞馆帖》，陈铣的《瓣香楼梁帖》，张廷济的《清仪阁刻石》，蒋楷的苏文忠公《圆觉经》、颜鲁公《清远道士诗》，蒋光煦的《群玉堂米帖》《英光堂米帖》，孙家桢摹刻的《小灵鹫山馆刻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