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兴文化艺术繁荣的原因
任何一个民族或者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原因和规律。它受到诸如经济、人文、传统、风俗、地缘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而形成独特的面目和特色。嘉兴地区的文化艺术在清代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繁荣的景象，是有其深层次社会原因的。
（一）社会发展与经济繁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良好经济的支持，文化很难得到又好又快发展。经济与文化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关系，无论是在中外还是在古今，都屡屡得到证实。这种经济与文化相互交织、水乳交融的关系在书法艺术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嘉兴地区水网密布、气候湿润，地形以平原为主，当地农民勤劳、朴素，修筑堤防，疏导河流，早在唐宋时期，嘉兴地区就是江南粮米的重要产地。明清时期嘉兴地区还是全国重要的桑蚕基地，蚕丝产量居于全国各府之冠，故而嘉兴有“丝绸之府”的美誉。
迨至明清，精耕作的深度化以及田间管理的复杂化，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达到新的水平，嘉兴出现了“岁登亿计”的盛景。同时，随着多种经营的开展，尤其是丝织棉纺织的兴起，沟通城乡交流的专业市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境内市镇已由元代的十余个至明后期已发展到四十余个。加上大运河贯穿境内，便捷的水上交通使嘉兴优越的自然条件得以充分发挥，而南北贸易的往来，使嘉兴商贸日趋兴盛。[7]
明清时期嘉兴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对嘉兴地区书法艺术的发展和书家群体的壮大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发达使得这一地区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足，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良好的教育。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应试治举的必修课程和寻求精神寄托的基本方式之一，自然备受青睐。第二，经济的富裕，使得更多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不惜一掷千金收藏书画、摹刻书帖，为书法艺术品流通提供了市场。例如，明代的姚绶就曾经以一字一金的价格收藏怀素的《草书千字文》，致使该帖被世人称为“千金帖”。第三，衣食不愁，生活富足，可以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有时间参与到艺术创作、艺术研究和艺术收藏中来。正如当代著名书画家、收藏家杨鲁安先生所言的那样，书画收藏要有眼、有钱、有缘。经济的繁荣从外在条件上促进了嘉兴地区书法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二）耕读传家与优仕传统
自古以来，嘉兴地区就有注重文教的传统。尤其是清代，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耕读传家的风尚得到了进一步的高扬，出现了许多蜚声海内的文化大族和科举世家。著名者如海宁陈家，自明正德初年到清同治三百多年间，十三世科第，“登进士第者三十一人，榜眼及第者二人，举人一百有三人，恩、拔、副、岁、优贡生七十四人，征召者十一人，庠生及贡、监生几及千人；宰相三人，尚书、侍郎、巡抚、藩臬十三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名登仕版者，逾三百人”[8]。康熙时陈元龙擢为广西巡抚，其夫人竟视为粗官。康熙以来遂有“三阁老九尚书”之谚[9]。嘉兴钱氏也是名门望族。据钱文选《钱氏家乘》中的记载和史料统计，从明正德到清光绪年间，海盐钱氏有进士十四人，举人三十余人，其中状元二人，传胪一人，太子太傅、刑部尚书一人，军机大臣、工部尚书一人，内阁学士、刑部左侍郎一人，内阁学士、礼部左侍郎一人，巡抚二人，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读学士、臬台、学台、知府等多人，画家、学者、诗人难以计数。
再如《海宁州志稿》共收录人物一千四百多人，其中清代入《文苑传》者就有近四百人。另据《嘉兴市志》等文献记载，截止到清代末期，嘉兴市内有作者四千余人，著作近九干部，有画家、书法家、印人六百多人。这些数据远远高于其他地市级的城市。
（三）书院教育与藏书刻书之风
清代历位皇帝都十分注重文化艺术教育，从各地所修的府志来看，清廷对于文庙、贡院、书院的建设是不遗余力的。这一方面可以拉近满族统治者与汉族百姓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统治者也可以培养和吸纳更多的知识分子为己所用。
清代嘉兴地区的书院教育十分兴盛。例如仁文书院、鸳湖书院等，都是康熙年间官方所修建，占地百余亩，规模十分庞大，仅院田面积就多达数百亩。嘉兴县的陶甄书院，秀水县的翔云书院、振秀书院，海盐县的观成书院、蔚文书院，嘉善县的思贤书院、魏塘书院、枫溪书院、平川书院，崇德县的传贻书院、白社书院，桐乡县的崇文书院、分水书院、开文书院、桐溪书院、立志书院、分水书院等也十分知名。除此之外，平湖县尚有吕公、尔安、柏林、当湖、观海、新溪、芦川书院，海宁县有东山、正学、海昌、硖石、仰山、安澜书院，等等。这些书院大多由州府、县府出资修建，所聘教师也都是当地的博学鸿儒。除了官方办学之外，在嘉兴地区尚有众多的“私立学校”。家塾、私塾、村塾、义塾等遍地开花。据《海盐县志》记载，截至民国五年（1916），仅海盐一县就有私塾一百余所，学生一千二百多人。这些民间书院对嘉兴地区传道受业、应试制举以及崇文尚儒社会风气的营造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
清代嘉兴地区藏书、刻书之风盛行，士大夫之家竞相以藏书为荣。《中国藏书家考略》共收录藏书家480余人，其中嘉兴藏书家就有62人之多，占比高达12.9%，居于全国首位。有些藏家收藏图籍竟多达十余万册，善本、珍本、孤本更是不在少数。清代初期的朱彝尊、曹溶、查慎行、吕留良、吴之振等藏书巨富，誉满海内。清代中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藏书、刻书的风气达到鼎盛。这一时期的吴骞、冯登府、张廷济、钱仪吉、陈鳣、金德舆等都极负盛名，不论是藏书的数量还是质量，海内少有。清末虽有颓唐之势，但诸如蒋光煦、朱昌燕、马瀛、葛金烺之流也堪称翘楚。
私家收藏和刻书之风也影响到了书法艺术领域，清代嘉兴就涌现出了诸如陆嘉淑、陈奕禧、高士奇、曹溶、吴修、张廷济、张燕昌、释六舟、蒋光煦、葛金烺等藏家。他们收藏巨富，徜徉于金石书画的题跋、品鉴、考证、著录、研习之中。这些不仅开拓了他们的眼界，为他们书法艺术的提高提供了滋养，同时也促进了清代嘉兴地区书画交易商品活动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这些藏家多以著录的方式对书画作品的流传、品鉴、作家、内容、尺幅、题跋、考订、品评等进行整理和研究，形成了大批可以流芳百代的著录，例如《古林金石表》《江村销夏录》《古香楼书画题跋》《强恕斋题跋》《汉溪书法通解》《书学捷要》《玉台书史补》《墨林清话》《清仪阁题跋》《艺林悼友录》《寒松阁谈艺琐录》《海日楼题跋》等。这使得书法收藏的发展有了理论高度，变得体系化、严谨化。有些藏家在收藏之余，还会将优秀的法帖摹勒上石、拓印成册，以期广为流传，这便是刻帖。刻帖可以使仅见于少数藏家的名帖真迹化成千万，流布海宇，功德无量。嘉兴地区的藏家先后刻成《玉烟堂法帖》《渤海藏真帖》《予宁堂法帖》《望云楼集帖》《绿溪山庄法帖》等多部优质法帖，这些都是中国书法史上难得的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