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宋诗特征，是在与唐诗相对比之下所提出的问题，宋人几乎没有贬斥过唐诗，并且宋人也没有不学唐诗的。方虚谷（回，字万里，一二二七至一三〇六年）《送罗寿可诗序》，对宋诗作了一个概括性的叙述：
诗学晚唐，不自四灵（永嘉徐照、翁卷、徐玑、赵师秀）始。宋刬五代旧习，有白体（或称香山体，即白居易）、昆体（师李义山）、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李昉）、徐常侍昆仲（徐铉、徐锴）、王元之（禹偁，九五四至一〇〇一年）、王汉谋。昆体则有杨（亿，字大年，九七四至一〇二〇年）、刘（刘筠，字子仪）《西昆集》传世（杨编《西昆酬唱集》）。张乖崖（咏）、钱僖公（惟演）、丁崖州（谓）
皆是。晚唐则九僧最逼真。[1]寇莱公（准）、鲁三交、林和靖（逋）、魏仲先（野）父子、潘逍遥、赵清献（抃）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欧阳公（修，字永叔，一〇〇七至一〇七二年）出焉，一变而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苏子美（舜钦，一〇〇八至一〇四八年）二难（兄舜元）相为颉颃，梅圣俞（尧臣，一〇〇二至一〇六〇年）则唐体之出类者也。晚唐于是退舍。苏长公（轼，字子瞻，一〇三六至一一〇一年）踵欧阳公而起。王半山（安石，字介甫，一〇二一至一〇八六年）修众体，精绝句、古五言或三谢。独黄双井（鲁直，字庭坚，一〇四五至一一〇五年）专尚少陵，秦（观，字少游，一〇四九至一一〇〇年）、晁（冲之、补之兄弟）莫窥其藩。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惟吕居仁（本中）克肖。陈后山（师道，字履常，一〇五三至一一〇一年）弃所学，学双井，黄致广大，陈极精微，天下诗人北面矣。立为江西派之说者（吕居仁为《江西宗派图》），铨取或不尽然，胡致堂诋之。乃后陈简斋（与义，字去非，一〇九〇至一一三八年）、曾文清（几）为渡江之巨擘。乾淳以来，尤（袤）、范（成大）、杨（诚斋）、萧（海藻）其尤也……又有一朱文公熹（字元晦，一一三〇至一二〇〇年）。嘉定而降，稍厌江西。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晚唐体非始于此四人也。（《桐江续集》卷三二）
方氏的话，有的交代得不够清楚，有的则存有偏见，后文将随处加以补正澄清。但为了对宋诗先有一概括性的了解，这是出现得早而也是比较详细的材料。由上面的概括，可知宋代的名家大家，虽好尚取舍以及其归宿各有不同，但很少觉得他们所作的诗应分成与唐诗是两个不同的壁垒。这与唐人常意识地把六朝与他们的趋向，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壁垒的情形是显然不同的。
宋人对本朝诗感到不满而提出批评的，在相当早相当长的时期内已经出现。但包举唐宋两代，作壁垒分明的比较、批评的，则当始于严羽的《沧浪诗话》。他说：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致。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缺焉。且其作，多务实事，不务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迕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王禹偁）学白乐天，杨文公（杨亿）、刘中山（刘筠）学李商隐，盛文肃（盛度）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苏轼）、山谷（黄鲁直），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嗣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师秀）、翁灵舒（卷），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
严羽上面的话，把盛唐与以苏黄为主的宋诗，作了概括而集中的比较，以“兴趣”为盛唐诗的特征，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为宋诗的特征。他以所谓“古人之诗”，实即以“唐人之诗”为评定诗好坏的标准。他说“近代诸公”的诗，“未尝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若宋人之诗，即古人之诗，则宋人何必作诗？这是拘碍不通的观点。严氏好为大言壮语，多似是而非之论，此亦其一例。但他把唐诗、宋诗提出作比较，认为各有其特征，给后来论诗者以莫大的影响。明代先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前后七子，打出诗必盛唐的旗帜，主持明代诗坛者凡百余年之久。他们都以宋诗为不值一顾。李攀龙《古今诗删》一书，将明诗直承唐诗，不采录宋诗一首。屠隆、陈子龙，已开始不满前后七子，但屠隆《鸿苞集》卷一七，亦谓“宋诗河汉，不入品藻”。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卷二五《皇明诗选》序中谓宋诗与明诗，不是“同类”而是“异物”。这中间应受有《沧浪诗话》的影响。但公安派袁宏道《瓶花斋集》卷九《答陶石篑》，及陶望龄《歇庵集》卷一五《与袁六休书》之三，黄宗羲选《明文授读》卷三六所载叶向高《王亦泉诗序》，卷三七所载何乔远《郑道圭诗序》、《吴可观诗草序》，和曾异撰《徐叔亨山居次韵诗序》，都推崇宋诗，有的且将苏轼的地位，推重到杜甫之上。明末清初，虽然王夫之、吴乔们仍提倡唐诗，但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陈等人，更提倡宋诗；[2]吕、吴两氏合撰《宋诗钞》，以不“近唐调”为标准，而以“尽宋人之长，使各极其致”为标准，乃得风行一时，宋诗大盛。王士祯出而承严沧浪的余绪，倡神韵之说，沈德潜以格律继之，唐诗又为坛坫主盟，但王士祯对黄山谷极为推重。及同光体出，[3]而宋诗复尊，其影响及于民国初年，陈石遗（衍）遂作《石遗室诗话》以为推毂。由此可知，唐、宋两代之诗，必各有其特征，且各有其所至，乃出现这种迭盛迭衰，互为起伏的现象。在这里，想把宋诗的特征，作概略而尝试性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