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方法问题

王先生大文开始一段，对中国现代做《文心雕龙》研究工作者，作了一般性的批评。在这段批评中，涉及到研究的方法问题。不先将此点加以澄清，以后的商讨便无法进行。王先生说：

到了近代，这方面（指校勘、考典）的工夫差不多做得相当完备（按实际上，对此书的训诂工夫还差得很远），而现代人对之，不免要换个方向发展，那就是把此书作综合分析的研究，甚至各研究者使用自己的文学观念，建立种种纲领，然后割裂原文，以分配于各人拟造的纲领之下……但有数点值得商榷。

按从思想的观点来研究一部古典，以分析的方法，确定古典各部分的内容；以综合的方法，从分析中抽出纲维，条其统贯；这是很重要的研究方法。因中国古典，常只有内容上的经验逻辑，而缺乏表达上的形式逻辑，于是由分析综合的交互运用，将原典加以“分解后的再组成”，这是最基本的研究工作。至于，王先生说“研究者使用自己的文学观念，建立种种纲领”云云，王先生的大文倒恰是如此；这正因为分析综合的工夫不够，或竟如王先生一样，根本没有做过这种工作，只在原书中摘录几句话，不顾文字训诂，不顾上下文关连，随意作歪曲的解释，才会发生这种毛病。从王先生上段话中说的“甚至”两字看，是王先生对分析综合的方法不满，并以为“使用自己的文学观念……”与分析综合的方法有关，然则王先生在研究时要用什么方法呢？王先生认为“值得商榷”之一是：

第一，应用现代的文观来重新安排作者的意见，固可使其意见为现代人接受，然而经过改头换面，是否会走失了此书立说精神？这是可考虑的。因为时代相隔千有余年，原作者为着因应当时的情势而著书……昔之所重或为今之所轻；如宗经、用典、组词方式等，都是《文心雕龙》所一再强调的。但这些问题，经过千余年的演变，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如果仅注意这些细部的归纳，而无视其时代精神之所系，将使人误会原书的价值，或仅认此书只是六朝文的辩护状了。

上面的话，应分两点来讨论。首先是应用“现代的文观”的问题。把对古典的研究，用文字表达出来，不论是训诂的，或是思想的，其最基本任务是解释，而解释都是以今译古，使今人易于了解。训诂之学，即是以今言译古言。所以应用“现代的文观”以解释此书，不仅是无可避免的，而且是非常困难，又非常必要的；我们只应指出应用的是否得当。例如王先生在上段文章中，“用典”可能是译此书《事类》篇的，“组词方式”，我不能确定是指此书的什么，但皆为“现代文观”中的名词无疑。应用的得当与否，决定于对此书原文所下分析综合工夫的浅深。因为王先生没有下过这种功夫，所以全文中以今译古的都不太适当；但何可因此否定此一最基本的解释方法。

其次是“如果仅注意这些细部（按指此书的宗经、用典、组词方式等）的归纳，而无视其时代精神之所系，将使人误会原书的价值，或仅认此书只是六朝文的辩护状了”的问题。这就更难于索解了。（一）今日研究此书，只是把它当作文学批评史来把握。经过千余年的“今非昔比”，研究者正是要把握其“昔”；假定研究的结果，它是“六朝文的辩护状”，便应承认它是“六朝文的辩护状”。这正是客观的态度。（二）王先生既承认“宗经、用典、组词方式等”都是此书所“一再强调的”，假如王先生此言可信，应当即是研究者的重心所在，而不应称为“这些细部”。把此书所一再强调的贬为“这些细部”，然则研究些什么呢？（三）此书一再强调宗经，这是仅仅因应当时的情势吗？由宗经而可导引出“六朝文的辩护状”吗？由此可知王先生对当时（就刘勰而言，不应称“六朝”）的文风及刘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篇）的特别用心（当时他人无此用心，故称“特别”），毫无了解。

王先生认为值得商榷之二是：

第二，此书以“文心”标名，而作者于书中复时时提出文学与心理相关连的描述，因而今人研读此书，尤多引据现代心理学之绪余，以与此书相附会……然心识之存在，不过是现实生活的投影。倘若现实生活不同一例，则原作者的构思，未必皆通于今人之识见。易言之，今人之识见，亦未必为原作者所曾梦见的事实。如是敷论，固无妨直称之为今人的新论，似不须冒以《文心雕龙》的旧题。这也是现代研治此书者之常有现象，而可用常识致疑的一点。

我首先指出一切对古典的研究都是“心识”的活动。假定如王先生所说“心识之存在，不过是现实生活的投影”，则现实生活，不仅古今不能“同一例”，即皆为今人，也很难“同一例”。因现实生活的不同一例，便令彼此的“识见”不能相通，则一切古典皆无由研究，中外文学的比较也无法进行，王先生的“常识致疑”也无由成立。“心识不过是现实生活的投影”的说法，大概是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流行的“反应心理学”及“动物实验”而来。但这不仅与刘勰在《神思》篇中所述“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的心识情态，相去太远；也把现实生活中心理活动的各层次完全加以抹煞。王先生所说的“心理学的绪余”，不知指的是什么。“文学心理学”，也应当在“绪余”之列。日人波多野完治著的《文章心理学入门》一书，引了不少西方人士这一方面研究的成果。书中在谈“文章进步的心理”时说：“文章进步有宋代欧阳修多看、多作、多商量的三多之法。其中最不可缺的是多商量。一篇文章，最好改写三次。”（页二四六）波多野研究文章心理而可引用欧阳修的“三多”之说，则今日研究《文心雕龙》时，为什么又不可以引用现代文学心理学的成果？有的情形，古人已经体验到，但不能作解释，而今日心理学可加以解释的，有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文学艺术中所发生的一部分解释作用。有的结论古人已经得到，而到达结论的历程古人未曾说明，也未尝不可假借西方的理论架构来加以说明。“一般性中有特殊性”、“特殊性中有一般性”，这是研究人文方面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在研究文学时也必然如此。若如王先生之说，便把古与今的通路，中与外的通路，完全隔绝了。

台湾（大陆也是如此）年来研究《文心雕龙》的风气相当盛，刊出的专文专书也不在少数。我推测，其中可能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的情形，这的确是研究中最坏的情形，但王先生应对这类情形，提出具体的批评，以收摧陷廓清之效。不应因方法运用上的错误或未成熟，便连方法的本身也否定了。王先生在研究上否定了重要的方法，却在人情上又“不想影响时贤的卓见”，这种圆满的打算，只使王先生自己陷于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