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资修《南强诗集》序

诗者性情之所感发也。其或章绘句，真宰不存之不足以为诗，固无论矣。即同一性情也，所以感发之者有深浅巨细之殊，其见于诗者亦因而有高下壮轻之异。斯乃积累作者平生志节之所尚，意念之所存，诚于中，形于外；非巧饰貌似所可得而假，此诗品之所以必通于人品，而论诗者之有贵乎知人论世也。岁己丑，余因蔡峰山先生而识庄先生遂性，耿洁有高致，古之君子人也。复因庄先生而识林君培英，温文厚重，藏书满家，心窃洒然异之。旋出其尊人幼春先生所为诗，并稍及其平生，则知培英之得自拔乎流俗，盖所资于家世之熏陶教养者深矣。幼春先生年十七即以诗名，所作往往惊其长老。尔后学益进，诗益邃，抒情范景，率多莩甲新意，而驱遣清骏雅健之辞以出之，无湮滞陈熟之累。盖其天资既高，复能不苟于作，故得驰骤于法度之中，而不为法度所窘。然其诗之所以为诗，尚不在此。先生身当乙未厄运，以华夏衣冠之族，遽沦为豺虎异域之民。欲苟且偷生，则历世贤圣宗祖之英灵如在。欲力图恢复，则宗国朝野上下之腐蚀日深。抱嫠妇不恤其纬之奇哀，处孽子如履薄冰之危地，其操虑盖亦苦矣。于是挟其踔厉振奋，郁勃纵横，而又无可奈何之气，一惟以诗发之。虽于从容觞咏之中，亦无以抑其激烈悲歌之概，中原之山川文物，常萦回盘郁于其笔端，固结而不可解。故其诗意境深而宏，气象光而大，斯固不可以一岛之地笼而域之，亦不可以寻常之才士骚人拟而限之也。癸亥十二月，台湾治警变起，先生当入狱前夕，赋有《吾将行》一篇，深以苟全为戒，以殉名自矢。发愤抉择于生死存亡之际，卒抱孱躯就狴犴而不辞。盖先生乃以生人之大节激励其性情，而一人性情亦即潜通于家国废兴之运会。由此发而为诗，实万劫不磨之民族精魂之所寄，岂与嗟一己之荣枯，感四时之代谢者之所能同其量哉。今世士大夫其去宗国也惟恐不速，惟恐不久，且举此以相夸饰，呜呼！是亦足以观世变矣。诗若足以资教化，励末俗，则邦人君子，不于先生之诗求之，奚以哉。当梁任公之避难来台也，栎社人士蓄其平日对宗国之眷怀与期待，集发于任公之一身。旬日盘桓，互相激勉，并新亭西台之泪，倾入于唱酬杯酒之中。是会也，求之我国史乘，殆未能见其先例。先生时年三十有二，和任公七古诗中有“冤禽填海纵有心，衔石应须历千祀”之句，悲深痛巨，情见乎辞，殆亦哀而伤矣。呜呼！不幸而先生之不克永其天年，未能亲见冤禽之终能填海以不爽也。亦幸而先生之不克永其天年，得不及见填海后之桑田，尤可痛于苍冥浩淼时也。今培英出先生遗稿《南强诗集》，附文若干首，将付之梓人。继志述事，培英其有以自勉哉。

六二年元旦浠水徐复观谨序

培英于我独厚，闻以风疾病废于家，存亡亦不可问。光复时，彼有“我比所南犹有幸，不须长画露根兰”之句，掷地有声，以郑所南自况，亦其先人之志也。念之惘然。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廿九日补志于九龙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