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文学与语言的界域

然则《文心雕龙》中有没有涉及“语言学”的问题呢？有的，但不是王先生所举出的《练字》篇。《练字》篇说到了历代对文字的整理问题。但它主要是站在文学上来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站在语言学上来讨论这些问题。篇中说“是以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又说“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这里是把语言来作文学处理，还是把文学来作语言处理？此种极分明的分水岭，如何可加以变乱？！要说《文心雕龙》中涉及语言学的因素，只能指出《序志》篇中所说的“释名以彰义”，有如“诗者，持也”（《明诗》篇）、“赋者，铺也”（《诠赋》篇）等有关训诂的这一部分。因为训诂可以划入语言学的范围。但此书的这一部分是为了彰明某类文章应具备的基本内容（“彰义”）而采用的。《序志》篇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这里很清楚地说明了他不走训诂语言的路，而是走“论文”的路。

然则，当时是否自觉到文学与语言的界域问题呢？我认为自觉到了。略后于刘勰的颜之推在他所著的《颜氏家训》卷四，有《文章》第九是专谈文学的。他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轩冕”。这与前引刘勰之言，虽稍有出入，但其以文章与人的身体相比拟，则无二致。他在此篇中，虽特凸出“文章”的名词，但他说到“文章之体”、“改革体裁”、“体变风格”，则文字必以能成“体”而始可称为文章，与刘勰亦无二致。卷七《音辞》第十八，则是专谈语言问题的，所以一开始便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把颜氏的《文章》第九和《音辞》第十八两相比较，文学与语言的界域分得这样清楚，却认为刘勰论文，是把文学来作语言来处理，未免把他看得太糊涂幼稚了。

王先生为自己的主张所引的论证，无一不是出自他对《文心雕龙》文字语言的误解。他最重要的论证是引自《原道》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的几句话，他说这是“一着手就把握到了文学的核心问题”。王先生所引的是《原道》篇的第一段，此段有三个论点：第一个论点，以“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等，说明天道之自身是文（“此盖道之文也”）。第二个论点，以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等，说明在天生万物中以人为最灵，人当然也有文，所以便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自自然然的道理）。第三个论点，以“龙凤以藻绘呈瑞”等，说明天所生的“动植皆文”，以“林籁结响”等说明林籁等“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动植及林籁泉石，都是“无识之物，郁然有彩”，以见人是“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这是为了加强第二个论点而写的。特须注意的是，这一段之所谓“文”，不是文章文字之文，而是广义的文采之文，即今日之所谓“艺术性”。“心生而言立”，只说明人高出于其他动物的特征；“言立而文明”，这只是追原溯始地说明人含有艺术性的本质；这是就“原始人”或“初生人”而立论，距离所谓文学乃至文字的出现，在时间上尚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所以第二大段叙述了由没有文字而到仅有八卦，由仅有八卦而出现了文字，由比较素朴的文字作品，到有集古代文章之大成的孔子，用刘氏的话说，经过了“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的长期发展历程，才把“原始人”所含有的文的本质，发展到一个高峰。王先生把刘氏所说的这样清楚的发展过程，置之不理，却另外设辞说“这心生而言立上面显示一种发展，有发展必有其过程，他称那过程为自然之道”；我不知道王先生对“自然之道”，作何了解。若与我的了解相同，则天道是文，天所生的特为灵异之人，自然也有文的本质，这中间只有“天地生人”的“生”的过程，还有什么发展过程呢？我此处对自然所作的解释，是魏晋以后才流行的“新的用法”。王先生若不采用我的解释，而用“自然”的本意，则所谓“自然”，即是“自己如此”，这是王弼、郭象共同的解释。凡“自己如此”的东西便没有“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