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文义的澄清
以下顺王先生文章的次序，作若干文义上的澄清。王先生说：
只为他（刘勰）感到“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所以掉转目光，专对古经上的语言问题来发挥意见。
颜之推在《音辞》篇中举出对“语言不同”而做了研究工作的，有“扬雄著《方言》”，“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熙制《释名》”，“孙叔言创《尔雅音义》”。马、郑注经，正是处理经的语言。刘勰分明说自己不走马、郑语言训诂之路，掉转来走“论文”之路，所以他在《征圣》篇中总结孔子“贵文”的情形是“然则志足而言文（言有文采），情（内容）信（真实）而辞巧（辞有技巧），乃含章（此处泛指‘作文’而言）之玉牒，秉文（秉文犹论文）之金科矣”，玉牒金科，意谓最高的标准。他尊重孔子删述六经，是为了要使人在作文论文时，得到最高的标准。文章的表现，当然要以语言为媒介，但他有两个最基本的要求，一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二是语言一定加上艺术性（文、巧）。王先生的话，恰恰与刘勰的用心相反。
王先生接着又说：
因此可以了解的，他（刘勰）的宗经观念，是出于对中国文章“祖型”的崇拜，远胜于其对经义的信仰……因为他着重的是辞章，而不是义理，所以兼容纬书骚赋诸子百家的语言。仅仅讨论他们语言表现的功力如何，而不作思想上的批判。
尽管他自谓随孔子而南行，但其著书、论文之心，实较论道之心为切。
由汉以后之所谓“文章”、“辞章”，即今日的所谓文学。王先生在这段话中，屡用“文章”、“辞章”两词，而不感到与他前面所说的“专对古经上的语言问题来发挥意见”的话相矛盾，是王先生把文学和语言之间，划了一个“等号”。这是王先生个人非常独特的见解，不可强加在刘勰及一切“论文”人们的身上。王先生的意见若果是如此，为什么大文一开始，又把文学和语言，对立起来呢？
王先生说：“刘勰的宗经观念，是出于对中国文章祖型的崇拜，远胜于其对经义的信仰。”刘氏主要是“论文”，他当然侧重从文体方面去发挥五经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但王先生忘掉了刘氏论文的一个要点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一要点贯穿于全书之中，他从两方面加以发挥：一是他认为有伟大的内容，才有伟大的文体；一是他认为由内容的不同，便出现文体的不同。说五经是中国文学的基型（“祖型”两字不妥），这是我们的观念，不是刘氏的观念。刘氏则认为经是文学的极则，这只要把《原道》、《征圣》、《宗经》及其他有关的文句作顺理成章的了解，便不可能提出争论（省去征引之繁）。这里不是刘氏的观点，对与不对的问题，而是我们对刘氏观点的了解问题。他认五经为文学的极则，是来自他认经文为伦理的极则，《原道》篇说“木铎起（就教化方面说）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故知道沿圣以垂文（指六经），圣因文而明道”。《征圣（征之周、孔）》篇“体要（要指《春秋》之内容）与微辞（指《春秋》之表现形式）偕通；正言（指《易》之表现方法）共精义（指《易》之内容）并用”。《宗经》篇“三极（天地人三材）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法）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义既极乎性情，辞亦近于文理”。诸如此类文句，不能算是“对经义的信仰”，然则怎样才可算是对经义的信仰呢？王先生的说法，不仅是把自己的态度去代替刘氏的态度，而且表露了对刘氏的文学理论缺乏了解。
王先生为了证明他的上述论点，便说：“兼容纬书骚赋诸子百家的语言，仅仅讨论他们语言表现的功力如何，而不作思想上的批判。”这里有三点应加以说明：第一，刘向、刘歆父子及班固，莫不宗经，但由《七略》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外更有《诸子略》，对诸子百家，都与以适当而平等的地位，这正是儒家“道并行而不悖”（《中庸》）的伟大传统；然则刘氏主张宗经而兼容诸子百家，有何足异？第二，《文心雕龙》是论文之书；而刘氏文学的观点，是采取“发展”的观点；对各时代所发展出的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作品，只要具备文学得以成立的特性——“文体”的特性，便不能不加以承认。第三，刘氏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在承认中有批评”，“在批评中有承认”；两者的比重，与作品的内容大体上是相称的。这可以说，与近代批判主义（criticism）的精神相暗合。“正纬”的篇名，即是以经义正纬书之谬误。他首先举出了“其（纬）伪有四”；而结之以“经足训矣，纬何豫焉”。继述纬起于哀、平，因光武笃信，而有的学者“集纬以通经”，有的则“撰谶以定礼”；刘氏认为都是“乖道谬典，亦已甚矣”，而结之以“是以桓谭病其虚伪，尹敏戏其深瑕，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诞。四贤博练，论之精矣”。他对纬可以说批评得够厉害了。然则为什么又著此一篇，以作为文章“枢纽”之一呢？因为纬是“事丰（此‘丰’字作‘多’字理会）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用现代的语言表达，他发现了神话是文学的源泉之一，这种特出的睿智，今人还少能了解。
《辨骚》的“辨”，是要辨别“观兹四事，同于风雅等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结论是“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楚辞》与经义之合不合，对它的评价，并无关系。而刘氏所以费一半以上的篇幅加以辨别，正因为他是宗经的原故。并且刘氏以《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说明“文之枢纽”；他分明指出纬出于西汉末年哀、平之际，较《楚辞》的时代为后，对文学的影响，不及《楚辞》万分之一，但他把《正纬》安放在《辨骚》的前面，因为汉人以纬是辅经的，他因宗经的关系，不得不如此。
刘氏以赋为“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六义附庸，蔚为大国”。而他对赋的要求是“丽辞雅义，符采相胜”，以“无贵风轨，莫益劝戒”为戒，这依然是以经义为批评的标准。
刘氏《诸子》篇对诸子的观点是“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他依经义分诸子为“纯粹”、“踳驳”两大类。对法家的商、韩则责以“六虱五蠹，弃孝废仁，药之祸，非虚至也”。他要求“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这都是依经义所作的批评。
综上所述，可知上引王先生的论点，似乎不是读过《文心雕龙》所说出来的。
王先生大文中值得商讨的论点太多了，但若像上面一样地讨论下去，会把文章写得很长，暂此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