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薛顺雄教授商讨“白日依山尽”诗

顺雄：

当收到你四月二十五日来信，及余光中、吴宏一两先生和你自己商讨“白日依山尽”一诗的三篇文章时，我正住在浸会医院里，神昏气索，所以一直到出院后的第二天才勉强阅读。你在这方面积累之厚、功力之深、用心之密，正如去岁在回给你的信中所说，时下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一俟火候完全成熟时，在传统文学批评上，当以你为巨擘。你寄来的《论王之涣〈登鹳雀楼〉》一文，“敬乞吾师诲正”，“诲正”两字太客气了，但我可参加一点意见。因自知时日无多，微末的意见，希望能供虚心好学的青年们参考，所以采用公开答复的方式，你应可以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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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文章，是由余光中先生《重登鹳雀楼》，及吴宏一先生《读〈重登鹳雀楼〉》两文（皆先后刊出于《中国时报》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四日及十二月十二日人间副刊）所引起的。诗是：

登鹳雀楼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我不了解余先生何以在诗题上加一“重”字。此诗作者，吴先生已指出编成于天宝三年的《国秀集》，系于朱斌名下，诗题为“登楼”。自《文苑英华》起开始系于王之涣名下，诗题为“登鹳雀楼”。《全唐诗》则分系于两人之下，以示存疑。经你的细心考证，断定作者是“朱斌”而不是“王之涣”，我认为可以成立。至于你断定诗题一定是“登楼”而不是“登鹳雀楼”，主要根据是引周必大的话，认为《文苑英华》的版本校勘，都有问题，以致将“登楼”误为“登鹳雀楼”。这便不一定能成立。编《文苑英华》时所根据的多为手钞卷，手钞卷较印刷术盛行后的版本更为复杂。“黄河入海流”的“入”字，编者已注明“一本作‘彻’”，则其所根据者非一个卷本可知。以常情推之，小家的诗，误入名家者较易。特定名称，简为一般名称者亦较易。假定诗题本为“登楼”的一般名称，而钞者却特改为“登鹳雀楼”的特定名称，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且《文苑英华》虽成书于雍熙四年（九八七年），但据周必大《平园集·文苑英华跋》谓：“《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今闽、蜀已刊。惟《文苑英华》，士大夫间绝无而仅有。”孝宗欲刻江钿《文海》，并不知有《文苑英华》，因必大的提及始由“秘阁……取入”，“舛误不可读”。所以南宋方崧卿作《韩集举正》、朱元晦作《韩文考异》，均未引证此书一字。宋初沈括的《梦溪笔谈》，着笔于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年）退居京口之后，其未能见及此书，殆无疑问。他在《笔谈》卷一五，提到此诗时，亦与李益、畅诸二人之诗，并称为“鹳雀楼诗”，则沈氏所见之诗题为“登鹳雀楼”，并非受《文苑英华》的影响，乃系别有来源，是可以断定的。且此诗为登有三层高之鹳雀楼而作，甚为恰切，不必改移他处。但你之所以坚持诗题为“登楼”，是为了脱出余、吴两先生解释首两句时所遇到的窘境；实则这种窘境的造成，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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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说鹳雀楼“前瞻中条，下瞰大河”。余先生说：“我们试看地图，便知由东北向西南行的中条山，一直伸到黄河岸边。从鹳雀楼上远眺，黄河滔滔，是向南流的；要到潼关附近才折向东流。至于中条山，却在楼之东南方向。而西眺呢，黄河对岸，却是一望平原……如此说来，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并非实景，而‘黄河入海流’，却是南流而非东流。”

四句诗，经余先生的解释，便有两句成为凑句。虽余先生提出“造境”一词来加以宽赦，但四句的登临诗，一开始便舍实景而不能写，却要去造境，造境是由某种特殊感情鼓荡出来的，不是作藏拙胡凑之用。在这样的四句诗中，开始两句便是造境，则作者的才穷力绌，不问可知。

早上的太阳，照射在山的东面，所以人向西望时才可看到山上的太阳。下午的太阳，照射在山的西面，所以人向东望时才可以看到山上的太阳。这正是此诗作者登上鹳雀楼时，向东望去所看到的中条山上的太阳。不过他是黄昏时登楼，中条山上的太阳已经是夕阳斜照。山上的夕阳斜照，随太阳的西沉，而慢慢收敛，山上的斜照收敛完了，太阳也就完全沉没下去了。所以我们乡下称“日没”为“太阳下山”。作者以“白日依山尽”五字写此实景，何等精妙而自然。余先生何以不在“依山尽”三字上体玩，却硬要作者背着眼前中条山上的斜阳，非掉转身去“西眺”不可呢？

作者登鹳雀楼，不是为了考察地形，或调查水文，而只是一时情绪的排遣。在这种情绪下的眺望，常不期然而然地把想象融和在一起。在眺望中排除想象的因素，不仅诗人做不到，我们常人也做不到。杜审言《登襄阳城》：“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接天回”三字，固然是汉水发源之远的夸张，但汉水的发源，岂是襄阳城上可以望见。杜甫《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两句都是把眺望与想象融和在一起，此例不可胜举。黄河九曲，不论它有时向南流，有时向北流，但毕竟会流入海，这是妇孺皆知之事。作者见楼下浊流滚滚的黄河，而唱出“黄河入海流”之句，太自然不过了。假定作者说“黄河东向流”，余先生还可以挑剔说，“此处是南向流啦”。作者说的是“入海流”，即使它一直向南流去，最后还是会入海。更不会亲眼看到入海，才可以说“入海流”。读诗不就作者的境地及他所用的文字去体玩，则古人任何诗都易被误解。把上面的话说清楚了，吴先生所引徐增的别解，及你移楼就景的苦心，似乎可以不再讨论。

余先生对此诗评鉴的重点，是放在后面所作的哲学性的解析上。孔子说“诗可以兴”；“兴”的深度与广度，常因人而异，并且有时可以与原诗不相干，这只要想到《论语》上子夏问“巧笑倩兮”三句诗的情形便可了解。但不必把读诗者的“兴”，硬看成是作者的“意”。此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是作者由二楼上三楼时，“触机而出”，在这种“机”的后面，作者可能有种向上的潜意识，在暗中鼓荡，但他是学问上的向上，功名上的向上，或人生修持上的向上，读者都无由追究，而且也不必追究，只在能挹取他当时触机而发的情怀、气氛，便已经够了，更何必追问上到三楼以后，能不能“穷千里目”呢？哲学是“方以智”，诗则是“圆而神”。责难宋诗者的口实之一，是说宋诗爱说理，爱发议论。所以拿着哲学式的固定格套来评鉴诗，可能说得愈高，离开诗的本质愈远。我不懂西方诗。中国诗的大统，其本质是感情而不是哲理，则是可以断言的。当然二者不可断然截断，但也必有主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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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说几句闲话。我很少机会读到梁实秋先生的散文，但有次偶然看到他教人写散文的方法，重在“割爱”，这真是甘苦之谈。我的文章，越写越汗漫，常以不能割爱自愧；学术性的文章也不例外。唐君毅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说：“你常把文化中一个重要问题，用两千字左右的文章写出来，真是一个本领，可惜我缺乏这种本领。”其实，这是因为受到报纸专文篇幅的限制，并不表示我有割爱的能力。他人写文章时，每苦材料太少，你则每苦材料太多。我认为写的时候，应放手写，把所有的材料和观点都写上。但写成以后，一定要大大地割爱一番。

以上写写停停，漫无统纪，我只好以病体未复以作宽解。

徐复观启五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