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颜元叔教授评鉴杜甫的一首诗说起

奉来示，[5]拙文允赐利用，并惠下有关资料，万分感谢。观与记者的见解完全相同，认为监察院不应过问此事。观若先知监察院过问此事，即不会动笔写一篇文章来凑热闹。颜元叔教授初返国时所发表的文章，殊堪重视，而此次给编辑先生的信也坦率诚恳。因颜教授年事尚轻，学问的基础也不错，观写文章的目的，只在希望他以后研究认真，下笔谨慎，他日必有更大成就，不应随意加以抹煞。过去曾批评许倬云君，用意亦是如此。许君所犯的错误，远较颜君为大，且其意见，将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纂《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得到好几位“学术权威人士”的支持，关系重大。然观亦以为提出讨论为已足，绝未想到应烦监察诸公之监察也。此函如荷刊出，对颜君为能得其平，是所幸甚。敬颂

撰安

徐复观上　一九七九、二、二六

一

黄丽飞先生把他在《现代国家》一六八期刊出的《评颜元叔教授作〈析杜甫的咏明妃〉》的大作寄给我（我们完全不相识），引起我早想说出的一些话。

要为中国文学批评开辟出一个新局面，这些年来，我一直属望于对西洋文学有研究的先生们。我常感到，要从哲学上通中西之邮，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大脉络上，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中国是以体验为主，落实于行为；西方是以思辨为主，归结于概念。所以凡是拿西方哲学的架子来讲中国哲学的，我感到都有问题。

我年来在自己的研究中，宁避“哲学”两字不用。但文学艺术的理论，中西都出于体验，在根源的地方是可以相通的。中国体验所到的最高意境，常较西方出现得早；但不仅这类的意境，愈到后来愈显得萎缩；并且始终停顿在结论性的简单语句上，缺少由分析而来的理论构造，使现代人不易把握。西方文学艺术所到达的最高意境，例如“文即是人”这种意境，甚至感情是文学艺术的生命的这种事实，要到十八世纪中后期才出现；但它一出现后，即经过反省、思辨之工夫，将体验赋与以有系统的理论结构，使体验能因理性的照射而透明于想领受的人。这正是中国所缺少的。像我这种“土包子”，缺少这方面的训练，便把此一任务，属望于学西洋文学艺术的先生们，是很诚恳的。颜元叔教授，应当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偶然看到他写的东西，例如在《中央日报》副刊上谈《诗经》上的《关雎》，谈苏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题西林壁》绝句，总没能看完；因为有些话说得太离了谱。何以会如此？我有时想这个问题，大概可以举出下列三点：

第一，有的人心里常存着西方的学问，总比中国的高许多，既懂了西方的，则当处理中国有关方面的问题时，觉得居高临下，易如反掌，而出以轻率的态度。黄先生指出颜教授对杜甫咏明妃诗，把“荆门”错成“金门”，把“朔漠”错成“索漠”，把“月夜”错成“月下”，并且不是出于误笔而是出于误记，以致在文章中反复地多次出现，这不是态度轻率，何以会如此？

第二，因为瞧不起中国的东西，自然也不加研究，缺乏必需的常识。把“荆门”错成“金门”，是缺乏地理的常识。把“朔漠”，错成“索漠”，是缺乏文字学的常识。由这种常识更进一步的条件当然更不具备。

第三，中西文学艺术的体验，只能从最根源之地相通，不能硬把西方的格套，向中国文学艺术身上硬套。把西方的最根源的体验，融会贯通，加以运用，也不是一个简单问题。而由一九二〇年左右起，西方所兴起的达达主义这一系列下来的文学艺术风潮，更反成为把握西方文学艺术主流的障碍。

我首先想向学西方文学的先生们提出的：一个民族的诗歌创作，见之文献纪录，三千多年，绳绳不断的，世界上只有中国。其中还经过了以诗赋取士的朝代。所以有姓名可考的诗人之多，有篇章可查的作品之多，有合乐与不合乐的体式之多，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与中国相比。假定我们诗歌的传统也不如西方，那末我们便真是劣等民族。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因文化指向的不同，因语言文字的结构不同，在根源性的感情和表现技巧上也势必同中有异；在这种地方，无优劣可言。例如当希腊的悲剧压倒一切时，中国则抒情诗压倒一切；中国既不必以抒情诗的发展而自傲，也不必以缺少希腊性的悲剧作品而自卑。周初的史诗，被史官的“百国春秋”所取代，所以这一方面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但经过《楚辞》而出现汉代体制雄伟的词赋，这是西方所无的，何以因为中国没有由缀辑而成的《荷马史诗》，便发生对中国诗的恐慌情绪。要由对西方诗的评鉴转向中国诗的评鉴，首先要能保持“平等心”，去掉居高临下的妄念。

诗的主要内容是情感；情感的本身便是朦胧的。而在表现上则多使用象征性的语言，象征较实事实物，本有较宽的伸缩性。所以对同一首诗的评鉴，常可以得出不同的看法。但评鉴时所用的基本工夫，应当是相同。即是由作者的人与事的了解，由字句及字句中故实的了解，以把握一个初步的轮廓。再进一步由反复的咏诵以得其韵律，得其神味，得其“情象”中所蕴含的作者的感情，此即日本人喜欢用的所谓“追体验”。把“追体验”加以反省，赋予以适当的概念，加以适应的解释，这便尽了评鉴的能事。

如能假西方文学理论之力，以加强解释的效能，当然是很好的。但主要之点是，一切的解释，一切与西方文学理论的互证或补助，必须顺着上面的工夫，由作品自身“蒸馏”而出。评鉴的高低，决定于评鉴者有关学问的高低，及对作品所下工夫的深浅。断乎没有把《诗经》中诗的章节还没有弄清楚，把杜甫诗的字还没有弄清楚，便把自以为把握到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格架，从高空上以千斤压顶之势，硬压下去，而可称为评鉴的。何况从颜教授的文章看，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把握，似乎是相当有限（我手上有颜教授译的《西洋文学批评史》）。

二

颜教授《析杜甫的咏明妃》，这是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的第三首。原诗（依仇兆鳌《杜诗详注》本）：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按一作月夜）魂。千载（原注：一作岁）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我没有看到颜教授的原文，下面仅依黄丽飞先生所引。黄先生是整段地引，我相信没有断章取义的问题。颜教授对开首两句的解释是：

群山万壑赴金（荆）门，揭露什么更深一层的真理？这真理就是，这无数的山，无数的壑，一齐奔赴金门，朝向金门，以致于金门变成了地理中心。只在这样万流归宗，山川精华钟集的一个地点上，才能诞生出来像明妃这样一位绝代佳人，旷代义女。我想这种惊讶感、这种崇仰感、这种赞佩感，是杜甫想传达的。

黄先生对上面这段话的批评是“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中，他只对……宋玉……庾信……诸葛亮表示崇仰和赞佩，绝对没有对明妃崇仰和赞佩”，“又颜以昭君为旷代义女，恐是他个人私见”，“他（杜甫）既知湖北省境接近四川有个荆门山，在长江南岸，荆门山附近有个昭君村。他自己身在川东奉节瞭望着江流滚滚，山川相缪，就可以怀着群山万壑向下游延伸的形势，写在笔底”。简单地说，颜教授认为“群山万壑赴荆门”，是为了表达对明妃的赞佩而写的，黄先生则认为只是将极目所见所想的写出，别无深意。黄先生的解释，在传统解释中占优势；但颜教授的解释，在传统解释中，并不是没有；例如金圣叹《选批杜诗》，对此说“用形家（按指看风水的人）寻龙问穴之法，大奇……楚山楚水，起伏无数，遥遥直走千万里，而后有荆门，而后荆门有村，而后村中有明妃。然则此明妃其为天地间气特钟可知”。《杜诗详注》引“朱瀚曰：起处见钟灵毓秀，而出佳人，有几许珍惜”。我年轻时也以为上句是烘托明妃地位的。此说之所以不能成立，不仅明妃的身份，与此句的气象不相称，而且昭君村并不在荆门。现在看来，黄先生之说，亦不能成立（见后）。但凡是在传统中所有的，即不应说是“太离谱”。在这段话中，我只指出：（一）颜教授在使用语言上，过分地夸张，漫无分际。（二）在使用名词上也不够严格。我们对哲学、科学的所谓真理，而可以主张美学的真理。但美学的真理，是从文学艺术的整体探索下去的。在上面两句诗中，常识上只能追寻“意象”的意，“情象”的情，而颜教授却要揭露更深一层的“真理”，颜教授不觉得这不会因名词的滥用而反增加对诗体认的障蔽吗？语言是个人通向社会的桥梁，应当有“共许”的要求。“义女”一词，从宋时起，即与“义子”、“义儿”同义，至今尚在流行，称明妃为“义女”，可能与颜教授的原意相反。但最离谱的是紧承上面所说的下面的话。

于是他（杜甫）在“吟成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苦心推敲熬煞下，把作为主词的“我”删掉，把山川作为主词，让千山万水，同赴金（荆）门，以透露他对明妃的赞赏。当然杜甫未见懂得我们这一套文法，但是作为大诗人的直觉彻悟，使他抵达了这样一个句构，以最大限度的能量，表露了他的想象力之见睹。这种着重句型的字面结构，在变型文法倡导的表层结构理论，可以获得支持。将山川写成一群可以走动的个体，其手法之高妙怪异，现代的超现实主义也许可以作为见证。

上面的议论是从两点引导出来的。第一点是首句把作为主词的“我”删掉，第二点是首句中用了一个“赴”字。关于第一点，不仅如黄先生所指出，“我国旧文学，词简意长，隐去主词的很多”；也不仅是在我们日常语言中，常常把“我”的主词省掉，这是一种习惯性的问题，决引不起像颜教授那样的惊异。而且“群山万壑”是客观的事物，对客观事物的叙述、描写，当然以客观事物为主词，等于当我叙述“颜元叔是台湾大学的名教授”，此时的颜教授当然是这句话中的主词，怎么能加上“我”的主词呢？把“我看山”写成“看山”这是把“我”的主词删掉，因为“看”的动词是属于“我”，在“群山万壑赴荆门”这句客观描写中是有哪一个动词或状词是属于作者，而作者“把作为主词的‘我’删掉”了呢？假定不删掉，“我”的主词怎样用上去呢？开始繁衍于黄河流域广大平原的中华民族，大概总有十万年以上的“自然语言”，有三千年以上的文学语言。加以文字是属于孤立语系，在积字成句时易于变化。宋、梁之际，又发现了四声，文字组织变化的繁多，为任何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所不及。再加以在长期文化活动中，许多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在词汇、句型、文法上不断地创造，汉代的赋与连珠，已极绚丽之功，进入到晋、宋以后，文人们更在用字及句型上力求新异；可以说，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句型字法的创造变化，每一代中的大作家，又有各人的创造变化。还有由体制的不同，而句型字法亦因之而异。文法学只不过在过去和现在所通行的语言文字中，归纳出它的规律，并不是另外拿一套规律去绳墨有长久历史性的语言文字。杜诗中有他精心创造的句型字法，而“群山万壑赴荆门”，除了他特地用上一个“赴”字外，只是当时最普通的句型（分为四字与三字的节奏），我不知道颜教授，却如何能说出“当然杜甫未见懂得我们这一套文法”、“这种着重句型的字面结构，在变型文法倡导的表层结构理论，可以获得支持”的这类大话？颜教授有“一套”什么文法？杜甫这句诗，又何以是西方现代一部分人所说的变型文法？

再进一步要指出：文学家、艺术家，常常由其对客观事物的观照，或想象，而发生“感情移入”或“移出”的情形，将无情之物化为有情，将无生命之物，变为有生命之物，即所谓“拟人化”或将自己“拟物化”，把这种情形，加以理论的解释，中国较西洋大概要早出一千多年。但自有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以来，这种事实即已存在，否则诗的比兴即不能成立。杜甫在“群山万壑”与“荆门”之间，用上一个“赴”字，不仅由此而把两者连结起来，更因此而赋与群山万壑以有生命的感觉，固然这个“赴”字有千钧之力。但这在中国文学创作中，是常有的意境，是常有的手法；注释家并引《世说新语》顾长康所说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作此句的来历。这种“拟人化”，不论来自观照，或来自想象，必然是以眼见，或曾经眼见的现实形象为基础，亦即是通过作者之目，直接由自然所得的“形相”以构成作者的“心象”（意象），这是来自现实而属于“意识层”的心象。对超现实主义者而言，他们会认为这不过是表面的，什么也不能代表的东西。原属达达主义的布尔顿（Andre Breton）在一九二四年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认为“不能不给想象力以自由”。为了使想象力得到自由，对善恶美丑、宗教国家等一切既成价值系统，都要加以破坏。更排斥理智与逻辑，主张只有潜意识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这与杜甫的思想、精神、人格，太天壤悬隔了。并且在写作的方法上，超现实主义者，为了不受理智性逻辑性的局限，而提出“自动记述”的方法，即是要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听任手上的笔，作无意识的记述，这与杜甫“新诗改罢自长吟”的态度，更是天壤悬隔，我不知道颜教授何以能在“群山万壑赴荆门”的这句意象清晰而雄浑的句型上，能和超现实主义拉上关系。

三

像上面样地批评下去，会把文章写得太长，所以应当说出我自己对此诗的解释，当然，这也是一种尝试性的解释。不过，在说出之前，还有一点想提出来讨论一下，即是我看到有几位学西洋文学的先生，喜欢拿时间空间两个观念来分析中国诗的写作技巧，颜教授在分析此诗“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第二联时也正是如此。他说：“再看‘索（朔）漠’对‘黄昏’。这两个词，前者是空间，后者是时间，构成一个世界，把明妃包围其中。她有生之年，便翻越索漠，她死了便躺在黄昏之下。在此，‘连’与‘向’，应该再加入讨论，‘连’意谓一连串的动作，把无垠的索漠，纳入到明妃的步履间。‘向’是静态的动词；这静态的动词，把个流动的时间‘黄昏’，给固定封冻起来，好像时间不再流，好像永远是黄昏。我们可以说，在‘独留青冢向黄昏’这句诗自划的世界内，没有白日，没有黑夜，时间永远是黄昏。杜甫抉择了‘黄昏’时间为色调，永恒地渲染着明妃的悲惨的命运。”

颜教授上面的说法，没有已经讨论过的一段话的离谱；而“杜甫抉择了黄昏时间为色调……”这两句，大体上是说对了。但我所要指出的是，西方哲学中所提出的时间空间，是抽象的时间空间，要以此奠定认识得以成立的基本形式。中国诗词中的时间空间，或者是渲染着感情的，或者是由时间空间的变动、对比，而引发感情，乃至增强感情气氛的。因此，诗人所开辟出的世界，依然是感情的世界，而绝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时间空间的世界。所以颜教授“前者是空间，后者是时间，构成一个世界，把明妃包围其中”的说法，不仅没有意义，而且障蔽了对这一联诗的了解；为了将就这种时空的格套，甚至把上句中的“紫台”，下句中的“青冢”，也弃置不顾。我的了解是“一去紫台连朔漠”，紫台与朔漠，在空间上是这样的悬绝，而明妃竟一离开（去）紫台，便直到（连）朔漠，由这种空间悬绝的变化，以显出明妃当日的遭遇，实在令她有难以忍受的悲恸之情。塞外草白，而明妃死后冢上的草独青，这象征她到死也不曾忘怀故土。这正是相传她在胡中所作《怨诗》中“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的神化。所以“独留青冢向黄昏”句的重点是在上四字；“向黄昏”三字是为上四字增加悲怆气氛的。这句应当是说明妃死后，特（独）留青冢于人间，受尽凄凉寂寞（向黄昏），以显出她至死不忘故土之心。上句写其生时之情所难堪，下句写其死后的心犹不死。

四

此诗一般解释上的问题是在首二句。首先是杜甫写此诗的时间问题。注释家多以《咏怀古迹》五首，作于大历元年（七六六年）。是年夏初，杜甫由云安迁往夔州（奉节县），即系在夔州所作。宋鲁訔编《杜工部草堂诗笺》，则系于大历二年（七六七年）秋；此时杜甫仍在夔州。惟近人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则定为大历三年杜甫由夔州至江陵后所作，我认为最恰当。古迹必为自己曾经过之地，而后可托之以咏怀。若杜甫仍在夔州，足迹尚未履归州（秭归）、江陵，则除第四首刘备的永安宫遗迹及第五首的武侯庙外，前三首的古迹仅能在杜甫想象之中。第二首咏宋玉“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至今疑”，这是亲历的语气，不是想象的语气。大历二年，因他的三弟杜观将于是年游仕江陵，杜甫即有出峡赴江陵居住之意。《送王十六判官》诗“荒林庾信宅，为仗主人留”，是他未到江陵，即已想到庾信避难于江陵时的故宅。他在大历三年三月到江陵，至秋天，即已感到江陵人情凉薄，又将舍之他去，这五首诗当是此时感慨万千时所作。初到江陵，虽未必真能住庾信的故宅，但最先引起对江陵兴味的却是庾信，所以第一首即将自己的“支离”、“漂泊”，连结上庾信的“萧瑟”、“平生”。庾信避难江陵时，即系居在宋玉的故宅（见《渚宫故事》），而宋玉又是杜甫素所倾倒之人，所以第二首即是咏宋玉。由江陵回溯上去，即是归州，所以第三首便咏明妃。再回溯上去便是夔州，所以第四、第五首，便咏刘备及诸葛亮。此一时间上的考证，对咏明妃诗的了解，也有连带关系。“群山万壑赴荆门”的形相，是他出峡后，在舟上观照所得的动的形象；所以他用上一个“赴”字，以与舟上所得的动的形象相应，由此字而赋与山壑以生命感，是非常自然的。

其次，最大的误解，是来自“群山万壑赴荆门”的荆门地理位置问题。历来注解家，多以“荆门山”释此处的荆门。按荆门山在宜都县西北五十里，在长江南岸。昭君村在归州（今秭归县）东北四十里，在长江北岸。由秭归到宜都，中间要经宜昌、长阳两县市境。昭君村与荆门山，既分在长江南北，又相去约百公里以上，杜甫不可能把昭君村与荆门山连在一起。并且杜甫所说的群山万壑，应当是指长江以北，由奉节、巫山趋赴宜昌这一带的群山万壑，绝不会是趋赴到长江南岸的荆门山。荆门山虽险要，但一个山也承担不了“群山万壑”的趋赴。

因此，我认为杜甫所说的荆门，指的是江陵相接的荆门县这一带而言。荆门县虽建置于唐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年），上距大历三年有三十五六年之久；但依中国置县惯例，应当是先有荆门之地名，然后有荆门之县名。虽然我目前未能考出在长江北岸另有一荆门；但至少可以推出当时对“荆门”已作广义的使用，贞元时才可援之以名县。而杜甫的所谓“荆门”，绝不是指的荆门山，而系泛指荆门县一带。由奉节而来的群山万壑，一直到荆门县这一带，始陵夷而开出江汉之间的一大盆地。此盆地与山地之交，特为险要，所以《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七在“荆门州（明、清为州）”下说：“州环列重山，萦绕大泽，西控巴峡，扼其咽喉；信荆楚之门户，实襄汉之藩垣。”这里才可以承担得起“群山万壑”的趋赴。

荆门县这一带，与秭归，虽同在江北，但和昭君村，在空间上仍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因此，我对这两句的解释是，在群山万壑趋赴荆门之中，多少人间故事，都在这荒荒莽莽的大自然中埋没掉。但在这荒荒莽莽的大自然中，却依然（尚）还保有明妃村的名号，由此可知明妃故事感人之深。只有这样的解释，才可把握到杜甫的“尚有村”的“尚”字，才可体认到杜甫作此诗时的感叹之声。接着以充满悲怆的气氛，概括了明妃生前死后的辛酸故事，这便是上面讨论过了的第二联。第三联是说明造成此辛酸故事的原因，是由于元帝仅看（“省”，将“省”字作“省约”解不妥）画图以识春风面，当然容易受欺骗（“画图省识春风面”）。受欺骗后虽想翻悔，也无可奈何，只有“环佩空归月夜魂”的结果了。上面以悲怆之情叙述了明妃的故事，以感愤之情叙述了故事形成的原因和结果；虽然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很深厚地沉浸到题材中去了；但这都是站在第三者地位的感情。若作为故事主人公的明妃心境，是麻木的，或者是欢天喜地的，则第三者为她所发出的叹息之声，多少有些近于浪费。所以末联便点出明妃的心境是“千载（犹‘当日’，用‘千载’，乃在口气上加强分量，此乃杜甫惯用技巧）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有由明妃《怨诗》所流露的怨恨，才能引起他人的悲怆，他人的悲怆才有着落。全诗赖此两句而把前面的气氛、情调，一起照明了，这是杜甫律诗末联最不可及的地方，颜教授却说“杜甫的诗，常于结语时，力道衰微，张力不足”，未免对中国诗太隔膜了吧！昭君故事的起点固然是她的美，但故事的感染力，是来自较她的美更进一层的她的遭遇，而颜教授似乎始终在昭君的美上着眼，也未免有些浅薄。

我初到台湾时，台湾有几个博士？现在则真正受了现代思想训练的博士拥有一大批，这当然表示台湾学术水准，提高了很多。但博士之可贵，在于由博士所受的训练而知道做学问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由博士上所受的训练而知道做学问的艰难。学问都是以适当的方法，在艰难中成就出来的，我这个老土包子，谨以此微忱，期与许多年轻博士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