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黄山谷的诗论
欲知山谷之诗，应先知山谷的诗论。由山谷的诗论，可以对后人所作有关批评的是否恰当，提供一个准确的权衡。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首》中有一首云：“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山谷）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可知金、元时已开始瞧不起宋诗。遗山之“未作江西社里人”，与他个人的好尚及时代风气皆有关系。但对于山谷的诗论，则是非常推服的。山谷生活很严肃，治学很精勤，下笔很谨慎，他论诗论画，殆无一不精审。兹将诗论有关的材料简录在下面：
（一）《答李几仲书》：“足下之句，实有以激衰懦而增高明也。若刻意于德义经术，所至当不止此耳……天难于生才。而才者须学问琢磨，以就晚成之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
（二）《答王子飞书》：“陈履常（后山）正字，天下士也。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川涤原，四海会同者也。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同上）
（三）《与王观复书》：“所送新诗，皆兴寄高远。但语生硬不谐律吕，或词气不逮初造意时，此病亦只是读书不精博耳。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不虚语也。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往年尝请问东坡先生作文章之法。东坡云，但熟读《礼记·檀弓》当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读数百遍，然后知后世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观日月也。文章盖自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衰，其病至今犹在。唯陈伯玉、韩退之、李习之，近世欧阳永叔、王介甫、苏子瞻、秦少游，乃无此病矣。”（同上）
（四）又：“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乃为佳作耳。”（同上）
（五）《答洪驹父书》：“自顷尝见诸人论甥之文学，他日当大成，但愿极加意于忠信孝友之地。……不但用文章照耀今古。”（同上）
（六）又：“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可曾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更须治经，深其渊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琐祭文，语意甚工，但用字时有未安处。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于仰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同上）
按山谷谓杜诗韩文，无字无来历，乃在指出他们采用词汇之广博。采用词汇所以要广博，则系因“自作（造）语最难”，以致“用字时有未安处”。“自作语最难”，乃甘苦经验之谈，并非不应自作语。这里所说的乃是选词的问题，决非是用典的问题。诗的语言，是要求最精约深婉的语言。从浩瀚的典籍中搜罗适当的词汇，以达到在表现上精约而深婉的目的，这是诗人在锻炼勤苦中所应有的事。以白居易诗之平易流畅，尚采集故实以为《六帖》，作表现时词汇之助。王渔洋主“神韵”，亦特注重及此。可说这是很寻常之义。今人多主张采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语言，只要能适合于诗特性的要求，其用意还是一样。自宋蔡梦弼《草堂诗话》，采用此段材料时，将“自作语最难”一句略去，此后辗转钞袭，将山谷“选词”之意，误会为每字皆须用典之意，后人且奉此为注杜诗的圭臬，一何可笑。至山谷所谓“点铁成金”，可用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中说苏东坡的情形，加以解释。朱弁说东坡诗将“故实小说，街谈巷语”皆能“入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将有来历的陈语，作为制造新词的材料，这才是山谷的本意。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护田”、“排闼”两词，用在这里，只觉表现得精切有力，“护田”既与《汉书·西域传》序“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毫不相干。“排闼”亦与《汉书·樊哙传》“哙乃排闼直入”，渺不相涉。
（七）《与徐师川书》：“士大夫多报吾生（甥）择交不妄出，极副所望。诗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同上）
（八）《与潘子真书》：“致远者不可以无资，故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又当知所向，问其道里之曲折，然后取途而无悔。钩深而索隐，温故而知新，此治经之术也。经术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学而详说之，极支离以趋简易，此观书术也，博学所以知道里之曲折也……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闻道也不以养口耳之间而养心，可谓尊其所闻矣。在父之侧，则愿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间，则愿如伯夷、季子，可谓行其所知矣。”（同上）
（九）《跋书柳子厚诗》：“余友生王观复作诗，有古人态度。虽气格已超俗，然未能从容中玉佩之音……故手书柳子厚数篇遗之，欲知子厚如此学陶渊明，乃为能近之耳。如白乐天自云，效陶渊明数十篇，终不近也。”（卷二六）
（十）《跋雷太简、梅圣俞诗》：“梅圣俞与余妇家有连，尝数见其平生诗。如此篇是得意处。其用字稳实，句法厉而有和气。他人无此功也。”（同上）
（十一）《题意可诗后》：“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诗也。
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同上）
（十二）《书林和静（靖）诗》：“欧阳文忠公极赏林和静‘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而不知和静别有《咏梅》一联云‘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似胜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缘弃此而赏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恶止系于人。”（同上）
按“疏影”两句，乃对梅之描写。“雪后”两句，则由作者之心境加以指点。前者显梅之精神，后者显作者之精神。此等处最值得玩味。
（十三）《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迕），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同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故世相后或千载，地相去或万里，诵其诗而想见其人所居所养，如旦暮与之期，邻里与之游也。”（同上）
按（六）山谷谓东坡“短处在好骂”，劝他的外甥洪驹父勿袭其轨，及此处谓“诗非强谏争于廷”云云，言之甚为委曲，真意难明。他在《答晁元忠书》中有谓：“昨所喻怨与不怨，论事似不当耳。苟志于仁矣，其余存乎其人，不可听以一律。《君子阳阳》、《考槃》（《诗经》中此两诗，不怨）与《北门》、《褰裳》（此两诗，为怨），同为君子之诗。夫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观义理者固于其会。怨与不怨，去道远矣。”这分明说只问其动机是否出于仁，当怨便应怨。而这里所说的，分明指明诗正因怨而作。但当时东坡既以诗得祸而有“乌台诗案”；山谷亦因坚持“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后更因《荆南承天院记》，羁管宜州（以上见《宋史》四百四十四本传），故其言之委曲如此。怨之与骂，一是表现上之技巧问题，一是读者了解的态度问题，本质是一样的。东坡的光明俊伟，便表现在他的骂。山谷的深严刻厉，便表现在他的怨。此种精神，不容世人误解。
（十四）《跋欧阳元老诗》：“用事稳贴，置字有力。”（同上）
（十五）《跋高子勉诗》：“高子勉作诗，以杜子美为标准。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同上）
（十六）《题王子飞所编文后》：“鄙文不足传世。既多传者，因欲取所作诗文，为内篇。其不合周、孔者为外篇，然未暇也。”（同上）
首先应指出，韩愈的古文运动，当时是在文学上立宗开派。他的功夫、历程及其所至，具见于《答李翊书》。在《答李翊书》中“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及由“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到“然后浩乎其沛然矣”这类的意思，几乎可以在山谷的诗论中看出若干的面影。山谷读书主“博”，当然不会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山谷受禅宗的影响，也不能说“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在（八）中他要由经学以定方向，在（六）中要以经学浚渊源，及在（十六）中将自己诗文之“不合周、孔者为外篇”，在大方向上依然与韩氏暗合。但韩氏盛倡养气之旨，山谷对此似未曾言及。恰好吕居仁补出了这一点。吕氏《与曾吉甫论诗》第二：“治择工夫已胜，而波澜尚未阔。欲波澜之阔者，须于规模令大，涵养吾气而后可……退之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则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九）我特提出这一点，以见不论诗文，能立宗开派的，在根源之地，往往会潜通默契。洪炎序山谷诗谓：“发源以治心修性为宗本，放而至于远声色，薄轩冕，极其致，忧国爱民，忠义之气，隐然见于笔墨之外。”（黄节《诗学》页一七引）这在唐代诗人中，在宋以后诗人中是少见的，他的宗派里，如后山、简斋之流，多节概之士，亦非偶然。
古文殿军的桐城派，不再张“文以载道”之帜，而其论文特重句法字法，与山谷的重视句法字法，也有冥孚默契的地方。刘大櫆《论文偶记》：“然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姚姬传谓：“诗古文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与陈硕士书》）此与山谷（二）、（四）的要求句法，（三）的要求谐律吕，（九）的要求“从容中玉佩之音”，（十三）的要求“比律吕而可歌”，是可以相通的。并且又都是在虚字上最为用力，虽然文中之句法字法，与诗不能完全相同，而桐城派句法字法的取向，多近于柔性的，山谷则近于刚性的。但用心未尝不是一样。因为宋诗及古文，皆剥落色泽以迫入题材之内涵，势必由音节以弥补诗文必不可少之艺术性。韩愈、黄山谷、桐城派三者之间，在文学的理论上决没有互相师法的意识在里面。而山谷的诗论竟约略地概括了古文运动的由源（韩愈）到流（桐城派）的规模，这说明了他的诗论是本末兼备的。但山谷除了上述的根本义外，在诗的艺术性上更有他特别的要求。他的特别要求，可用（四）中“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两句话加以概括。这处的简易，可作朴素去理会。简易平淡，这是以欧阳修为主帅的宋诗摆脱唐诗面貌的基线。也是山谷与宋诗其他大家相通相共的基线。但顺着此一基线下去，诗便会走上流易庸俗之路。山谷的用心，要在简易平淡的基线上加强诗的艺术性。他不能“故作奇语”[见（三）]，不能走雕琢的路[见（四）]，因为这违反了简易平淡的要求。不能“生硬”[见（三）]，因为这违反了诗的律吕性。简易而大巧出的句法字法，不是六朝人及唐人以词藻为主的句法字法，而是要求（十）中所说的“用字稳实，句法刻厉而有和气”，要求（十四）中所说的“用事稳贴，置字有力”，要求如（十五）所说的“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这样的句法字法，是由披花拂叶，而直握根荄的句法字法，才能在简易中有大巧。像这样严格严重的词汇，靠自己创造出来，谈何容易，所以他主张博学的原因之一，应如（六）中，把选词计算在里面。平淡之中要藏有山高水深，这不是一般所说的由泛滥秾丽而归于平淡的意思，这是由意境之高深，而出之以精约的语句，才可以达到的。于是山谷不能不重视人格，不能不重视学问，不能不重视句法与用字。而他所要达到的却是“无意于文”（《大雅堂记》），却是“不烦绳削”（三）。否则不简易、不平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自己便只字半句不轻出，而劝学诗的人期以晚成。在他的心目中，杜甫早年的诗，还有些涂脂抹粉，不完全是真美。他所要求于诗的境界与形象，有点像庄子之所谓“道”的境界与形象，庄子精神影响于山水画中的是清，是淡，是静，或者山谷的禅，实际只停顿在与庄子相通的层次（参阅拙著《中国艺术精神》第九章第三节“一、画与禅与庄”），因而助成了他诗方面向这种境界迫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