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特征基线的画出者
一代的诗，常因它的风格不同，可以区别为若干时期。在同一时期的各家中，亦各有面貌，风格并常不一致。现在要概括有宋一代，提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不合理而且几乎近于不可能之事。但昔人所说的宋诗，实际是指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影响所及者而言。更具体地说，是指想摆脱唐人的面貌，呼吸在自己时代的空气中，投出自己的精神气力，以创作自己所要求的诗的人们而言。假使从有代表性的作家中间，舍其小异，以抽出其共同的方向，共同的风规，以作为宋诗的特征，或者亦有其可能。我在这里，将前人有关的评论，稍加整理，看能不能从综合中抽出比较可信的共同基线。
前引严羽所说的话，实以苏东坡、黄山谷二人为宋诗的代表，尤其是黄山谷，这大抵是不错的。但摆脱唐人的面貌，以成就宋诗特征的，不始自苏黄两人。同时，前面也说过，连苏黄在内，宋代诗人几无一不受唐代某些诗人的影响。但这里有两点应特别指出：第一，完全没有传承的创造，在文化上几乎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看他能不能由传承走向创造。例如宋周紫芝《见王提刑》书谓姑溪李先生尝为苏东坡之客，紫芝向他问作诗之法，“姑溪笑曰：仆尝闻苏先生之言矣，先生谓吾诗学李太白（按此语不太可信）。某（紫芝）应之曰：以今日观之，自是两家”（《古今尺牍大观》中编一）。苏学李白而“自是两家”，便是苏由传承走向了创造。又如王阮亭谓“山谷虽脱胎于杜，其天姿之高，笔力之雄，自辟庭户”。吴孟举（之振）谓“山谷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势之变，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宋诗钞·山谷诗钞》小序，语出《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较苏轼创造之功更为勤苦。第二，他们所法的唐人，乃与其资性及其时代精神相近之唐人，山谷《大雅堂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七）谓：“余欲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是山谷所喜者为愈老愈“剥落”（见后）之杜诗。换言之，他们实际是以自己为主体，在传承中作了选择。
概略地说，宋诗特征的形成，在苏黄以前，应举出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四人。在梅、苏尚未出来以前，宋诗是九僧及白体、昆体的天下。尤其是昆体支配坛坫凡四十年之久。“君谟以诗寄欧公，公答云，先朝刘、杨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令人倾想。”即指此而言。欧极推崇梅、苏两人，便是因为他两人在昆体华赡的诗风中能投袂而起，《宋诗钞·宛陵诗钞》（梅尧臣集）小序引“龚啸云，去浮靡之习于昆体极弊之余，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为梅都官诗也”。又《宋诗钞·沧浪集钞》（苏舜钦集）小序引“刘后村谓其歌行豪于圣俞，轩昂不羁，如其为人。及蟠屈为吴体，则极平夷妥帖，盖宋初始为大雅，于古朴中具灏落渟畜之妙，二家（梅、苏）所同”。叶梦得《石林诗话》谓“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朗”。《宋诗钞·欧阳文忠诗钞》小序“其诗如昌黎，以气格为主。昌黎时出排奡之句，文忠一归之于敷愉，与其文相似也”。方植之《昭昧詹言》“学欧公作诗，全在用古文章法”。李调元谓“欧诗全是有韵古文”（黄节《诗学》页一〇），胡应麟《诗薮·外编》：“六一（欧阳修）虽洗削西昆，然体尚平正……至介甫（安石）创撰新奇，唐人格调，始一大变。苏黄继起，古法荡然。推原科斗时事，实舒王（介甫后封舒王）生此厉阶。其为宋代祸，盖不特在青苗法也。”《宋诗钞·临川诗钞》小序：“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畜。后从宋次道尽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悟深婉不迫之趣。然其精严深刻，皆步骤老杜所得。而论者谓其有工致，无悲壮，读久，则令人笔拘而格退，余以为不然。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独是议论过多，亦是一病矣。”
上面所述梅、苏、欧、王诸人的风格，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共同倾向，即是要从唐人比较浓丽膏腴的风格中摆脱出来，甚至在用意用字上，也想从唐诗惯用的格套中摆脱出来，以开辟出新的境界。梅尧臣常语人谓：“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即是此意。所以朴素雅淡、清新平易，是他们诗的共同特征。苏子美诗豪放，但豪放中依然是平夷妥帖。对宋诗的特征而言，如后所述，他们画出了一条基线。在这里必须一提的，自徐铉兄弟及王禹偁们的“白体”后，因白乐天诗的风格与时代新精神相合，他在宋诗中，不知不觉地有如绘画的粉本，各家在此粉本上，再加笔墨之功，前人谓欧阳修学韩愈而兼及白居易，实则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而不易看出韩愈。苏轼在“留别杭州三绝句”的标题序中谓“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遂唱出“出处依稀似乐天”之句；我们不难看出在他的近体诗中所浮出的白诗的面影。黄山谷用乐天诗作《黔南诗》，他自己的解释是“少时诵熟，久而忘其为何人诗也”（《道山清话》）。《艇斋诗话》，亦记有他用乐天诗三则。我怀疑北宋诗人，都有白诗的底子。这是言宋诗特征，为前人所忽的。而积极奠定宋诗基础的，应推王安石。王安石学博才高，思深律严，晚年所走路数，与山谷相同，而学问才气及胸次远过于山谷。宋诗之特征，至他而始完备。后人对宋诗所作或好或坏的批评，皆可在他的诗中看出。因宋人多反对他的新政，所以他在诗方面的影响，远不及黄山谷。但宋人论诗，亦常将王、苏、黄三人并称。如《后山诗话》：“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王直方诗话》：“……造语之工，至于舒王（王安石）、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冷斋夜话》卷一言“换骨夺胎法”，宋人惟引王、苏、黄三人为例。卷四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由此亦可窥见王安石在宋诗中的地位。《石林诗话》：“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句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读之初不觉有对偶。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栝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此其一端。杨亿谓杜甫为村夫子，欧阳修法韩愈而兼及白居易，不喜杜甫。昔人有谓王安石法韩愈，但他实倾心于杜甫，他对韩愈有诗谓：“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对杜则有诗谓“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由此可见他对两人的评价。《唐子西文录》：“王荆公五言律，得子美句法。其诗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仅以句法言与杜之关系，未免失之于浅。可以说，山谷对诗的要求，他自己或未能达到，而安石却早已达到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宋诗话中，王黄并称，且多于苏黄并称，而山谷的服膺安石，实在服膺东坡之上。《垂虹诗话》谓：“山谷尉叶县日，有‘俗学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觉折腰难’之句，半山老人见之，击节称赏……遂除北都教授。”而《道山清话》记王介甫改杜甫“天阙象纬逼”之“阙”为“阅”，“黄鲁直对众极言其是。贡父闻之曰，直是怕他”。实则此乃由“服他”而来。《习学记言》卷四七言唐五七言律有“匀致丽密，哀思宛转”，及杜甫的“以功力气势，掩夺众作”的二体。而谓：“王安石、黄庭坚，欲兼用二体，擅其所长，然终不能庶几唐人。”叶适的话中流露出两种意思：一是王、黄二人的用心相同，一是二人的作品与唐诗划界。因用心相同，所以山谷对自己与王的造诣之所至，是冷暖自知的。“陈无己云，山谷最爱舒王‘扶舆度阳羡，窈窕一川花’，谓包含数个意”（《王直方诗话》），山谷曾效荆公六言诗（《高斋诗话》）。《咏淮阴侯》诗，荆公与山谷，“事同意同”（《能改斋漫录》卷一〇《议论》），当系由山谷熟读王诗而暗合。山谷又曾效荆公《游石牛洞》六言诗。石牛洞有山谷寺，因自号“山谷道人”，“略寓景行之意”。《次韵荆公西太一宫壁诗》，而叹“真是真非安在”。《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诗则云“草玄不妨准《易》，论诗终近《周南》”，“推许至矣”（以上见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己丑三月初七日”条）。又神宗挽词，以箕子比荆公（同上，“三月十六日”）。惜“王介甫刻意于文，而不肯以文名。究心于诗，而不肯以诗名”（《寓简》卷八），所以他论文论诗的文字绝少，诗的声气远不及山谷，本文遂不得不以山谷为中心。但由上所述，断不能忽视他在宋诗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