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小记

薛顺雄

为徐师复观编纂这一本文学论文的选集，说起来实在是件很偶然的事。那是在去年秋天，徐师应邀自港来台，参加中央研究院所举办的第一次国际汉学会议，后顺便到台大医院作全身的体检，无意中发现有胃癌的现象，经过一番顺利的手术之后，依医师之嘱，暂留在台疗养。养病中，我曾数次前往探问。在阔别的欢叙中，我曾建议徐师，将近年来所发表的有关文学评论的文章，略加整理后，刊行于世。因为我深知徐师所撰的文章，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可说都如同白居易所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每一篇都是富有其时代的意义的。虽然这一本集子，所收的都是一些属于文学评论性的文章。可是，我极为了解徐师是一个深具诗人“悲天悯人”情性的人，因为他对于时代是那么地“多感”，而内心又经常是那么样地“不自由”。他的多感，诚如唐代顾非熊所说的“有情天地内，多感是诗人”；而其内心的不自由，又正同元朝徐津（仲盟）诗中所云“百万哀鸿与目谋，江州哭后又神州。鬼兵夜夜空城守，未必诗人得自由”。在身遭四海不息的干戈，面对民族文化的浩劫，他的内心岂能无感，又岂能得以自由！

从徐师一连串激于不得已的情怀，而写有关时论性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知他是多么样地关心人类的命运。所以对于文学，特别是诗，他能真正地入乎其内，而感知其中的意趣；同时他又是一位专治思想史的学人，故能透过深厚的理知涵养，以出乎其外，而不陷溺于情感活动的纠葛。所以由其深刻体认而写出的文学论文，皆能入微破翳，解蔽启蒙，实大有益于社会学术的发展。虽然徐师论文中的所有观点，并不一定能为大家所完全接受。可是，徐师在这些文章中，所呈显出的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诚恳的求真精神，锐利的批判眼识，以及周密的解析与推理的能力，在在都是值得作为这一代浮荡学子的借镜。今日，我之所以乐于促使此书的早日刊行，这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由。

当然，我能为徐师服劳而编校完成此书，在内心上确实是感到无限的欣喜。因为我感觉到，个人如今又为社会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那就是不让徐师的这些论文流失，并能促使它较早完整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以启发后之来者。同时，也期借此编校，稍答徐师多年来对个人在治学砺行上，殷切关怀与指引的德惠。当然，此书的问世，个人是特别兴奋的，因为在此书之中，不但蕴含有师生的风义与情谊，更可体会到徐师对个人浅薄能力的完全信赖，所以此书在编排与校对上，若有任何差错的话，那一切都应由我个人来负全责。

以上谨就编后所感，聊致数语，以明此书纂订的原委。

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五日识于台中大度山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

[1]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为宋初能诗之九僧。《宋诗纪事》卷九一引“《欧公诗话》：九僧诗集今不传。当时有进士许洞，俊逸士也。尝会诸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诸僧搁笔”。方虚谷《瀛奎律髓》卷四七僧怀古《寺居寄简长》诗下批：“人见九僧诗，或易之，不知其几锻炼、几敲推，乃成一句一联，不可忽也……宋之盛时，文风日炽，乃有梅圣俞之酝藉闲雅，陈后山之苦梗瘦劲。一专主韵，一专主律；梅宽陈严，并高一世，而古人之诗，半或可废。则其高于九僧，亦人才涵养之积然也。”

[2]以上乃转用钱锺书《宋诗选注》序页一二注（二）的材料。我没有去查他所根据的原典。钱氏以通博见称，其言当可信。

[3]《石遗室诗话》卷一：“道（道光）咸（咸丰）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又“丙戌在都，始知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戏目同（同治）光（光绪）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

[4]此文用开明书局民二十九年印行的徐调孚校注本。

[5]原编者注：按信中之标点，为编者所加。

[6]山西所筑国防工事，直同儿戏。

[7]山野间难民充斥。

[8]船上装满奸商私货。

[9]原编者注：此同后之《退休》，为同一组诗。

[10]六年前曾偕孙立人将军游此。

[11]初到电力公司招待所。

[12]由招待所赴观复山庄，须过一吊桥绝险，非阮、陈两生鼓励，余将废然而返。

[13]男生往观复山庄，见余等至，以自携乐器演奏为乐。馆前青梅一树如盖已绽子满枝矣。

[14]是夕微雨。

[15]座中颇及巨宦趣事。

[16]此赠秋原。

[17]此赠沧波。

[18]同伴中有一卷逃将军，沿途痛骂中国文化；以为非铲尽，即不足以图存。及到京都参观日本旧皇宫，见明治即位之紫辰殿屏风，皆系中国历代圣君贤相之画像。此卷逃将军，亦稍感汗颜也。

[19]沙漠中有许多干河，犹保有大水流过时痕迹。另有一种能抗旱之小灌木，土人呼为“甲杠”。

[20]当时逃兵及吃空额之风甚炽，部队兵员日益缺少。

[21]为抵补壮丁途中逃亡数字，某部队请求补充新兵。假定为二千名时，军政部发下之征兵数额，常增为二千五百名。师管区、团管区又递有增加，故向县所要求之征兵额，常远多于实际补充之名额，地方因此更受骚扰。

[22]余向下转达军政部征兵命令时，决不增加名额，亦禁团管区增加。

[23]当时每奉到军政部征兵命令，征兵中之各种惨象，常涌上心头，辄终夜为之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