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讨论中的迷失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在新亚研究所文化讲座讲辞

一

这个标题，只表示我年来的一种感想。

忘记了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位西德作家，来到香港，请胡菊人先生约几位中国作家，谈谈作家如何可以尽到社会责任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老问题。我看了《明报月刊》上会谈的纪录后，感到两方并未能作相应的讨论；因为中国方面的作家，对西德作家所提出的问题，根本采取否定的态度。假使西德那位作家，以为这几位中国作家的意见，是由中国传统文化而来的意见，便是一种莫大的误解。我当时曾写封信给胡菊人先生，没有得到他的回信。

最近香港举行一次极有意义的“中国文学周”，请了几位专家，作文学方面的专题讲演。从《明报》上的纪录看，应以名小说家白先勇先生所讲的“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的分量较重。但站在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常识者的立场来看，依然感到在讨论中似乎迷失了什么。鲁莽地说，可能是把文学得以成立的根源及发展的大方向迷失了。好在白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抱有好感的人；所以由此一相同的立足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应当是可以讨论的。

白先生讲话的要点是：

从五四以至三十年代之文学思潮，文艺被视为社会改革工具。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使文学艺术性不再独立。

无论五四的文学革命或后期的革命文学，两派都有同一的精神，就是以文学为名，其实以社会改革为目的……而小说艺术反成其次。所以五四以来，左翼作家……在小说中往往流露强烈的社会意识。

由于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兴起救国的使命感，他们相信文学可改革人心……但现代批评家夏志清则指出，中国现代小说家对中国命运所背负的道德重担，使他们流于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反不及许多西方作家往往能超越国籍，探讨人生的意义，重视小说艺术性。

只要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能互相取得平衡，溶和一致，内容与技巧协调，更能表现其时代精神。

唯有再加倍注重小说的艺术性，配以社会意识，才会有更深度之作品。

综合白先生的意思，是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学（他专指小说），因社会意识过剩，以致贬低了艺术的独立性，限制了文学健全的发展。

二

白先生谈的是小说，我稍稍扩大一下，想把诗歌、戏剧，也包括在里面，这三者可以说是历史中发展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文学中一个大家族的关系。在整个文化部门中，以文学这一部门的争论最多。尤其是自达达主义兴起以后，奇谈怪论，风起云涌。这种风潮大概慢慢地过去了。白先生的讲话，是比较平实的。并且他也未尝抹煞社会意识，而只要求社会意识与艺术性的均衡。这都是比较健全的说法。问题是出在他对社会意识的产生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根源性的作用，似乎没有真切地把握到，因而不知不觉地把它加以外在化、疏离化。于是不认为文学的艺术性，是社会意识表现的自身要求，而强调艺术的独立性。认为两者的关系，不是生发的关系，而是配合的关系。尤其是忽视了文学的心灵，是缘文学家所处时代中的问题而发。十九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爱国精神，来自当时中国的生存发生了问题。西方许多文学家，探讨人生的意义，是这些作家，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问题。从本质上说，两者都是道德负担的不同形态，不应在这种地方分高分下。并且谈人生意义的作者，他的主题使他不谈国籍问题，并非存心非要超越国籍不可。“世界文学”不是成立于否定“国民文学”之上，而是成立于国民文学中所发掘出的彻底的、根源的人性，即通于世界的人性，于是最成功的“国民文学”，同时即是“世界文学”。文学家以人生意义为主题，也必由与他血肉关连的具体人们生活的洞察，发其端绪；所以文学中的乡土气，也是构成文学特性之一。我根本不相信存心要超越国籍，四脚凌空的人，而可以成为出色的文学家。白先生更不了解，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文学所遭遇的危机，是有的地方不准作家有真正的社会意识，有的地方又不容易产生社会意识，于是所谓艺术性云者，只成为内容空虚的逃避所。白先生把问题看颠倒了，在这些地方，不能不使我有迷失之感。

三

从文学创造的动机动力来说，亦即是从文学得以成立的根源之地来说，中国文学，可以约略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种，是由感动而来的文学。感愤、感伤、感激、感慨，方便地都包括在“感动”一词之内。从这一点说，文学家常是多情善感之人。

第二种，是由兴趣而来的文学。中国因老庄思想之助，出现了不少特出的山水田园诗人。从这一点说，文学家常是悦生爱物之人。这两类型的作者，虽然生命中感情的活动，有浅有深，有轻有重，但当其发生感动或兴趣之时，都是把自己的感情，投入于对象之中，并将对象融入自己生命之内；此时感动、兴趣的主体与引起感动、兴趣的客体，合而为一，要求表达出来，所以作品中必注入了作者的感情、气质乃至整个的生命。这两者都可称为“内发的文学”。

第三种，我方便称之为由思维而来的文学。对前两种内发的文学而言，或者亦可称为外铄的文学。因为作者并无主动的创作动机，只是因为外面有种要求、压力，不能不创作，于是只好凭思维之力去建立观点，寻觅主题，有如试帖诗、应酬文、为了换稿费、奉命写宣传文字等等皆是。从这一点说，文学家常是机灵巧思之人。这一类型的作品，因为作者的感情、生命，无法注入进去，便常特别在技巧上用心，亦即是在艺术性上用心，想以艺术性的形式，掩蔽空洞无物的内容。所以在过去，应酬文中，常以骈四俪六之文为当行出色。假定批评这一类型作品的艺术性的格调不够高，这不是来自作者对艺术性不曾“加倍”的留意，而是内容自然限制了艺术性的成就。

为避免误解，还须补充说明一点，任何类型的作品，包括思考、想象在内的思维，都非常重要。尤以在小说戏剧中，思维的重要性，更为增加。不过前两种，思维的作用是在创作的历程中而不是创作的动机。

四

上述由感动而来、由兴趣而来、由思维而来的三种类型，只是就各有偏向上作概念性的划分。事实上，不仅一个人常有三方面的创作；而且在创作时，三类型的因素，亦未尝不可互相流注。概略地说，如第二类型中流注有第一类型的因素在里面，有如陶渊明的田园诗、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就更成其深厚浑含。第三类型中，如因思维而引起第一、第二类型的因素在里面活动，则在应酬文章中亦常可自成高格；在卖稿费文章中，亦常可出现卓越的作品。惟有存心为权势作打手，或存心供权势者消愁解闷的作品，则作者才气再高，用心再巧，也必然是文学中不可救药的秽物。

这里不再进一步去探索全面的问题，而只对第一类型的文学稍作讨论。因为真正的社会意识，常出现于此一类型文学之中；而此一类型的作品，在文学史中，数量上虽占少数，但在对文学的要求上，则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由《尧典》的“诗言志”，到韩愈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都是此物此志。其中把创作的动机、历程，说得最完全的，莫如王褒所引《诗传》的“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的几句话。

所谓“感动”，概略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始性的个体生命的感动。由这种“感动”所产生的作品，用寻常的语言表达，即是所谓“劳人思妇之辞”。劳人思妇之辞中所含蕴的感情，乃是人类基原性的感情，即是把名利之心、世故之念，完全剥落尽净，由赤裸裸的生命在挣扎、希望中所呈露出的感情，陶斯亮在《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中所流露出的陶铸、陶铸的夫人和陶斯亮自己的感情，可以称为人类基源性的感情。这种基源性的感情，是发自个体生命，但因为是基源性的，所以同时即是万人万世的。不仅不言社会意识，而其中自然含有伟大的社会意识，并且人性的普遍而永恒的意味，常可从这种地方去把握，至于一般人在名利欲望追逐中，因受到挫折所发出的叹老嗟卑的声音，乃是漂浮在生命表层的波纹，不能称为个体生命的感动，和基源性的感情，隔了很多层次。

另一类是文化性的群体生命的感动。我所以加上“文化性”三个字，是因为这类的感动，必须在两种前提条件下才会产生：一是作者的现实生活，系在群体中生根；一是作者的教养，使他能有在群体中生根的自觉，并由此而发生“同命感”，乃至称为“连带感”。这需要文化发展到某一程度时才会出现。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大序》的疏释中说“诗人揽一国之心以为己意”，指的即是这种群体生命的感动。这种感动，在深度上与前一类的感动相同，但规模上自然会更为宏大壮阔。这是今日所说的“社会意识”的根源之地。最伟大的作品，常由此种感动而来。

五

白先生所说的爱国精神与社会意识，假定不是由权力者的意志而来，而是出于作者的内发，则作者所感的虽有浅有深，有中和，有偏激，但总起来说这必然会加强文学创作的动机，提高文学创作的素质，把中国文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里程碑。所以白先生说到由五四到三十年代文学的成就时，不能不归到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以由感动而来的社会意识为创作动机的作者，当然对自己的国家、社会，存有无限待望之心。而贤明的统治阶级，及社会富有良知良识的人士由这种作品发生反省以促进政治社会的改革改进，也为常情所应有。若说这是文学中的功利主义，则这种功利主义，正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传统，决非如白先生所说，是始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众的关系》的一篇文章。所以《诗大序》说“先王以是（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种要求，一直延伸到后来的小说戏剧中去。作品的品质是否与这一要求相符应，那是别一问题。

现在谈到作品中的艺术性问题。在研究或学习过程中，常从作品中抽出构成艺术性的因素，如结构、修辞等，作独立性的处理。但这只是研究、学习过程中的方便。若深一层去了解，则这些被抽出的因素的自身是“无记”的，无好坏可言的。各因素的艺术性，要在作品的统一体中，亦即是要在中国之所谓“文体”中始能决定。作品的统一性，乃来自作品内容主题的展开。若内容的主题是某种社会意识，则此统一性是来自某种社会意识所凝结的主题的展开。究极地说，能将主题通过文字作如实地、有效地表达出来，这即是文学中的艺术性。所以艺术性是附丽于内容而存在，可以说这是出自内容自身的要请，无所谓独立性的问题。当然，内容自身在表出时对艺术性的要请，并不等于有了这种要请，即可得到艺术性。因为从内容到内容的表达，中间不仅有一段距离，而且还含有由距离而来的抗拒性。要把距离和抗拒性解消掉，既关系于个人的禀赋，也关系于学习的功力，还关系于有关文化经验的积累。所以每个人的生活、生命都可以含有创作的内容，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文学家。我们以社会意识为内容的小说、戏剧，假定追不上世界第一流作品的水准，不是来自作者的社会意识在作祟，而是来自学习及经验积累的问题。只要想到在我们有长久历史的文学批评中，独对小说、戏剧的批评，非常贫乏，也可以思过半了。

六

生长在夹缝中的香港知识分子，多数是不能在群体中生根，乃至也不愿在群体中生根的人。因此，香港的文学活动，几乎可以说先天地缺乏真正的社会意识的动力与营养。过去有一段时间，不少人随着“四人帮”的叫嚷而叫嚷，那只是乘风倚势的一些心灵麻木的投机者，及只知由按钮发声的可怜虫，表面上好像社会意识过剩，实际则除口号外空无一物。物换星移，这些叫嚷已成过去了。

我没读过香港文学家的作品，但常看电视上的连续剧。这也是文学中的重要角色。拉上百回以上的连续剧，绝对多数是散漫、拼凑、“不知所云”，糟蹋了许多好演员的演技。受到社会严厉批评后，还有人说它是“剧以载道”，真可谓无知无耻之尤。这种艺术性的低劣，还是来自内容的空虚，空虚到连由思维而来的主题、主线都没有。所以当前应鼓励青年们培养内发的社会意识，提倡对中、西古典文学的学习；而当学习时，应当由内容的把握以走向艺术性的把握，更由艺术性的把握以加深内容的把握；内容与形式，可以暂分而必归于复合。应当卑视个人的功利主义，但应当重视对社会大众的责任感，这或许是一条平坦之路。至于由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引发的一连贯的严重问题，留在另一篇文章中再把它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