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境界说”的确义

因王国维（静安）氏，在学术上多方面的成就，及所作旧诗词的优美，以致他二十七岁时（此系闻之于友人）所著的《人间词话》，[4]受到今人过分的重视。其中许多说法，成为许多人作文艺批评时的典则。这在推进中国文艺批评的进程中，反而成为一种绊脚石，恐非王氏始料所及。所以我想对他的中心论点的境界说，究系何种意义；他把它应用到诗词的批评上，究得到何种效果；他的用法与古人的用法，有无异同，因而在对诗词创作体验的解释上，孰得孰失，作一种尝试性的评释，希望能收到一点澄清的作用。

《人间词话》：“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页一）“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页五）“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页四八）

是王氏以他所提出的境界说，把文学批评的效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则他所谓境界，到底指的是什么？

王氏的所谓“境界”，是与“境”不分，而“境”又是与“景”通用的。此通过他全书的用辞而可见。他虽然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的一境界”（页三）；但他的重点，是放在景物之境的上面，所以《词话》中的第二条即是“有造境，有写境”。第三条即是“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页一）。因而他之所谓“境界”或“境”，实即传统上之所谓“景”，所谓“写景”。全书中不仅“境”、“景”常互用；且所用“境”字、“境界”字，多可与“景”字互易。当他引黄山谷“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为我辈设”的话后，自己加以发挥时，即将山谷的“景”字易为他自己所爱用的“境界”两字凡七次之多（页七九至八〇）。王夫之《姜斋诗话》“有大景，有小景”；而王氏即称为“境界有大小”（页四）。惟自唐代起，多数用法，“境”可以同于“景”，但“境界”并不同于“景”。在道德、文学、艺术中用“境界”一词时，首先指的是由人格修养而来的精神所达到的层次。例如说某人的境界高，某人的境界低。精神的层次，影响对事物、自然，所能把握到的层次。由此而表现为文学艺术时，即成为文学艺术的境界。所以文学艺术中的境界，乃主客合一的产物。仅就风景之景而言，亦即仅就自然而言，乃纯客观的存在，不能构成有层次性的境界。若未加上由人格修养而来的精神作用，而仅就喜怒哀乐的自身来说，则系纯主观的浑沌，也不能构成有层次的境界。王氏既把境界与景混同起来，于是除他书中的少数歧义外，他所说的“词以境界为最上”，实等于说“词以写景为最上”。写景在中国诗词中，本占有重要地位，我在此文中，也顺便提出来加以讨论。但王氏何以觉得他所提出的境界说，较之兴趣、气质、神韵，为能“探其本”？严沧浪的所谓“兴趣”，指的是情景两相凑泊时的精神状态，写景乃由此而出，恐不能与王氏之所谓境界，分孰本孰末。“气质”一词，在传统的诗文评论中，极为少见，王氏大概指的是“气格”或“骨气”。“气格”与“神韵”，都与传统的所谓境界，密切关连在一起。而写景，只是表现中的一种技巧，两者之间，如何可以论本末？由此也可知王氏所言诗词的本末，与传统所言的诗词的本末，实大异其趣。传统未必是，王氏的推陈出新未必非。但在诗词创作的长期体验中，写景虽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却很难说写景为诗词创作之本。因王氏执此以为本，所以王氏对写景问题，也似乎没有彻底把握到。

王氏对自己所用的名词，因缺乏明确的概念，所以用时并不严格。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徐校：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徐校：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页一七）。“昨夜西风凋碧树”等句，固然是写景。但王氏是要以此等句，来象征人生向前追求而有所自得的精神状态。所谓第一境，是指望道未见，起步向前追求的精神状态。第二境是指在追求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精神状态。第三境是一旦忽然贯通的自得精神状态。所以王氏此处所用的“三种之境界”，与唐以来的传统用法相合，指的是精神境界，但这既不可谓之“景物”，也不可谓之“喜怒哀乐”。这在他的全书中也只好算是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