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东西第一人
——读陈映真的小说

一

小说，是近代文学王国中的王国。但我四十多年来，可以说，不曾读过一篇，这决非出于怠慢，而是来自时间压倒了兴趣。但这几天却破例读了陈映真先生的小说——《第一件差事》。

在台北养病时我曾问一位博学深思、对文学很有研究的青年学人：“现时台湾的小说，哪一位写得最好？”他举出陈映真。回到香港后，另有位年轻朋友和我谈到当代作家情形时，曾说“海峡两岸，应推陈映真第一”，使我为之震动。因为这位朋友与陈映真并无一面之缘，而他的看法，对他个人没有丝毫好处。他看了海峡两岸不少的作品，写了不少很深刻的文学批评的文章。所以他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人。我在台北卧病时，映真来看过我几次，有一分特别亲切的感受，但没有机会谈到他生活的现况，连他的通信地址也没有。于是写信给首先向我提出的那位青年学人，要了一册收有五短篇，即以最末一篇的《第一件差事》为书名的小说，把它读完了。这里写出一点读后感，在映真及其他研究现代文学的先生们看来，当然是非常幼稚的。但社会既有“老天真”，也不妨文化界中有“老幼稚”。

在《第一件差事》未收到前，我看了第十八卷（总二〇九期）《中华杂志》陈映真写的《试论蒋勋的诗》；其中有一段话是批评曾在台湾流行一时的所谓“现代诗”的。他说：“在现代诗的世界中，整个宇宙，只剩下极端化了的诗人的自我。因此，在现代主义中，除了‘天下至大，唯有一个我’这样一种庸俗、浅薄的思维外，别无思维。这样造成了现代诗在思想上极度的贫困——尽管不少的现代诗人，以玄学的语言写了不少即令诗人自己也不懂得的理论——也终于造成了现代诗的萎殆。”就这样几句话，把“现代诗”的神龛一下便凿穿，也便踢倒了。他在《唐倩的喜剧》中，把风行一时的存在主义、逻辑实证论，在形象化的过程中，也用简净的笔墨，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假定不是经过彻底了解，彻底反省，把包装上的浮烟瘴气，洗涤得干干净净，是决做不到的。映真写这篇小说时大概只有二十多岁，我不了解他如何便有这种学养。

二

没有上述的学养，便不能提升他的立足点和他的洞察力。但若仅有上述的学养，他可以成为哲学家或者是文艺理论批评家，不一定能成为出色的作家。看映真的小说，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驱遣了许多“社会层的活语言”，使它与“文化层的语言”取得谐和，谐和到融为一体。“文化层的语言”，不能说它是死的，但多少是从社会层的活语言浮游了上去，成为另一层次的较为稳定、较为一般化，但也较为凝固的语言。我们写东西时，固然使用的是这种语言；鲁迅的小说中，依然以这种语言为主，不过他用得特为洗练。陈映真小说中的语言，可能较之卅年代作家，更多使用了社会现实生活中带有各种特性或个性的语言；这不仅能给读者以新鲜的感觉，更对于人与事的形象化发挥了更大的效用。文学创造，同时也含有语言创造在里面，这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去实现。在不同的途径中，蕴藏最丰富的是运用社会层的活语言。但不要因此而把作者与读者间的桥梁变成沟堑。这只有活语言与文化语言间取得和谐，才能新鲜而不晦涩，并且能保持特性中的共同性。这种事，说来容易，实现便困难。陈映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十分之九是做到了。

其次，文学作品不同于其他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因重视描写而形容词比较用得多。但陈映真摆脱了这种格套，以“随机设喻”的方式来突破形容词的狭小范围，加强了由比喻而形象化的效果。他把“刚刚拆下来的毛线，密密麻麻地卷着”去比喻一个黑人的头发（《六月里的玫瑰花》），以“一株野生的热带树”去比喻黑人的黑色身体（同上）等，随处可见，而安排得毫不做作，安排得恰到好处。

他在表现中常常出现“入其环中”又“超乎象外”，有如杜甫《缚鸡行》“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的神来之笔。把具体的情节，化为若有若无的气氛，使小说富有诗的最高意境。《第一件差事》篇中，叙述周警员“漫不经心地说，什么事想不开（指在旅馆中自杀的胡心保）？那么好看的老婆”；这已迫进问题的中心了，却接着是“外面是个大好天，一晴如洗”。这种例子不少。

因映真对人情物态，观察、体贴得入微入细，所以他的描述也是非常入微入细的。他便以情节发展中的跳跃，避免了由微细而来的繁冗。但在跳跃中埋下若干草蛇灰线，不着痕迹地把各个跳跃点连缀起来，保持作品的统一，有如《第一件差事》中的“水泥桥”即是一例。

上面有关技巧性的看法，可能是映真与许多作家所共同具备的；更可能连映真的能耐也并非如此，而只是出于我个人的胡猜乱想，此之谓“老幼稚”。好在映真的成就，并非突出在技巧上。

三

假定“文学是人性的发掘与反省”的命题可以成立，便不妨说，陈映真每篇小说结构的发展，都是对人性发掘的历程。发掘得愈深，人性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真实呈露，这即完成了反省的任务，也会浮出由反省所提出的问题与解答。在《第一件差事》中，他以侧写、暗示的方法，写出由大陆来到台湾的胡心保，“因为他的路走绝了，尚且并不甘心”，于是悄悄地自杀在一个小镇的旅馆里的故事，陈映真借曾偶然与胡心保打过一次球，也是由大陆来到台湾的一位小学体育教员储亦龙口中，说出过去在大陆的光荣，“像黑夜里的烟花，怎样热闹，终归是一团漆黑”之后，因而想到“倘若人能像一棵树那样，就好了。树从发芽的时候，便长在泥土里，往下扎根，往上抽芽。它就当然而然地长着了。……有谁会比一棵树快乐呢？……我们就像被剪除的树枝，躺在地上。或者由于体内的水分未干，或者因为露水的缘故，也许还会若无其事地怒张着枝叶罢。然而北风一吹，太阳一照，终于都要枯萎的”。这种反映出流亡在外的中国人的人性深处的呼唤，也反映出大陆从文化上、从社会体制上，实行“拔根统治术”下的九亿多两脚腾空的中国人所遭遇的悲哀，不能由台湾的现代派作家们反省到、说出来，也不能由大陆九死一生的许多作家们反省到、说出来，却由一位年轻轻的出生在台湾的陈映真反省到、说出来。仅就这一点，我承认他是“海峡两岸第一人”的说法，因为他透出了中国绝对多数人是没有根之人的真实。